古代玉器作为一种考古科学的文化遗物，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物质形态， 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出土数量少，而被人们所忽视。
古代玉器在一定的时间内，既没有得到像陶器、石器、铜器、漆器、瓷器等质地遗物，那样的重视而形成类型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也没有形成像甲骨、竹简、契约、碑刻、造像、钱币等类文物那样的专题性的研究，甚至仅仅只注意到玉器通常被作为文化遗物的物质普遍性，而忽视了它不同于一般文化遗物实用性的具有精神内涵的特殊性，以致学术界在研究玉器的方法论上和文化学意义的典型性解剖方面长期裹足不前。
事实上，玉器从它被人类发现矿石并制造成器物使用之后，它所具有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便使它与一般的陶器、木器、石器、铜器、蚌器、角器等生活器具区分开来。
这一结论的获得不仅可以从玉器的品质、制造、用途方面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物的诸多不同中得到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国历代文献中的记载多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用途之广窄上得到印证。
我们在检索、寻查汉代以前的各种诸子百家、史书著作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一种物质的器具能像玉器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古文献中记载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种特殊器物，形成了引人瞩目的“玉文化”现象。
不仅如此，在汉代以后的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中，关于玉器史料以及用玉器组成的词汇也屡见不鲜。
明清时期的小说，用玉的词汇之多，更是达到了篇篇皆有、信手可拾的地步，充分显示了玉器的生命活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周、春秋两部主要文献中玉器史料的分析，进而考察玉器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在西周时期形成的诗歌总汇《诗经》一书中，记载玉的地方有40多处，内容涉及玉的名称、产地、颜色、佩带方法、佩玉发声、磨制方法以及玉的多种用途，如玉为装饰，为礼品， 为宝物，君子比德于玉以及把玉作为美好的形容词等等。
如《召南·野有死麕》中“有女如玉”(形容词);《卫风·淇奥》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制玉方法);《郑风·丘中有麻》“贻我佩玖”(玉色);《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德);《秦风·终南)“佩王将将，寿考不忘”(玉声); (《小雅·鹤鸣》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制玉工具); 《小雅·卷阿》“如圭如璋”(玉名);《小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玉宝)等等。
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众多的涉及玉器方方面面的史料，堪称物质文化记录史上惟一的特例。
《春秋左传》是一部 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列国历史的著作，又包含了诸多商周上古史与史前历史的记录。
其中有关玉器的记载有70多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人名，如子玉、遽伯玉、许瑕、皇瑷、荀瑶；职业名有玉人；地名有玉畅；建筑名有玉门；器具名有玉车、玉犊柜；玉礼器名与装饰品名有壁、珽、衡、笄、彀、珏、圭、玦、琼弁、玉缨、含、瑾、瑜、磬、琼瑰、环、璋、瑶壅、瓒、琥、璜、瑷、瑞等多种。
涉及玉器的史料有60多条，有把玉作为交换媒介、货币性质的：“郑伯以璧假许田”(隐公元年经)；有以玉作为礼品献人的：“虞叔有玉.....乃献之”(隐公十年传)；有以玉作为祭祀品的：“牺牲玉帛， 弗敢加也”(莊公元年传)；秦伐晋时，有以璧祈战的(文公十二年传)；有以玉作为赏赐品的：“虢公、 晋侯朝......皆赐玉玉彀、马三匹”(莊公十八年传)；有以玉作为盟誓信物的：“子犯以璧授公子”，(重耳) “投璧于河为誓”(僖公二十三年传)，“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襄公三十年传)；有以玉为宝物和以不贪为宝的：“宋人或得玉， 献诸子罕....玉人们以为宝也.....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襄公十五年传)，鲁“得宝玉，大弓”(定公八年经)；有以玉作为礼仪制度用品的：“朝聘有珪，享有兆璋”(昭公五年传)；有以玉作为特定的买卖商品的：“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韩子买诸商人。既成贾也，贾人曰：必告君大夫”，结果韩子退玉(昭公十六年传)；有以玉作为随葬物品的：“楚国灭陈时，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昭公八年传)，“季平子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定公五年传)；有以玉作为符节与印信的：“司马牛改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哀公十四年传)。
通过对这些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可见玉器的功能，主要在当时上层统治者与统治阶级(包括有钱商贾)的政治、军事、祭祀、礼仪、盟誓与外交、社交活动等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其他在《国语》中有玉史料20余条，《吕氏春秋》中有玉史料30余条，<道德经》中4条，《庄子》中8条，《战国策》中30余条，《管子》中20条，《列子》中5条，《墨子》中9条，《荀子》中8条，《尸子》中9条，《晏子春秋》中6条，《韩非子》中15条，《淮南子》中36条，《山海经》中涉及玉产地250多处。
另外在《孟子》、《论语》、《贾谊新书》、《说苑》、《礼记》、《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搜神记》、《越绝书》、《华阳国志》等许多典籍也都有大量关于玉器与玉器传说、玉器典章制度与故事的记载，这些玉器文献构成了古代文献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敬玉、 礼玉、爱玉、佩玉、藏玉、用玉，代代相传、沿袭不断的文化现象，对两晋以后各代文献的玉器记载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
徐梦梅，1949年2月出生。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知名中国玉文化学者，著有《古玉新经》（2005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中国玉文化专栏作家。中国玉文化申遗第一人，发现与提出良渚“玉石文”观点第一人。
良渚“玉石文”
文/徐梦梅
良渚“玉石文”乃笔者一家之言，不揣浅陋略作阐释。
良渚“玉石文”是指书契在良渚文化玉石器上的文字，以文字载体来命名，与殷墟“甲骨文”（书契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相对应。笔者在数十年高古玉器的鉴藏实践中，曾上手过数以千计的良渚玉石器，惊奇地发现在一些琮、璧、钺、璜、龟、乌、手镯、璇玑和式样繁多的佩饰件上书契了奇特的字符，少则两三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的，有件良渚大璧的两面共有92个字符。类似的字符在良渚黑陶上也看到过一些，但总觉得比较散乱随意，远不及玉石器上的端正规矩。笔者拙见：可称其为良渚“玉石文。”
良渚“玉石文”是比较成熟文字。根据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最原始的文字是从图案开始的，从比较写实的，发展成抽象的图案，再成为更抽象的“象形符号。”但是生活中的许多实体或抽象的事物，是无法用图案来表达的，于是就出现了专为表达某种特定意思的“表意符号，”这种符号整齐规范，原始人类在交流传播过程中约定俗成，最后形成了简单文字的特征，汉字就此“萌芽”。《说文解字》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考古发现在100多个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过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最早的是河南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惜仅有十几个刻画符号，尚无法深入研究。而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却有惊人的发现，尤其是在庄桥坟出土的两件石钺，上面的刻符中有重复2个符号构成的6字短句，被学界认定为“良渚原始文字。”笔者有幸收藏了一些刻有文字的良渚玉器，虽无法解读上面的文字，但经粗浅研究也有所收获：这些文字全都由抽象的笔划构成。基本笔划有横、竖、撇、捺、折五种；这些文字的刻划程序也是先上后下，先左后右，与我们现在写字的方法完全相同；文字大多是有规律的排列，从右往左地竖着写，组成句子，短则几字，长则二三十字;在同一句子中和不同句子中偶有重复的字体出现，似有某种表意功能；不同雕刻风格的玉器上的字体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字较硬朗，横平竖直；有的字带弧度，笔划流畅。类似不同的字体至少看到过近十种，可能是不同良渚族群雕琢的玉器，并将文字书契其上，当是良渚贵族所为，也许承载着重要信息，足以证明良渚“玉石文”已经发展到文字的高级阶段了。
良渚“玉石文”生发出的研讨。汉字起源应是多元的，3500年前的中原殷墟“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公认为汉字的源头。而早于其1000多年的良渚“玉石文”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其渊源于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良渚“玉石文”与殷墟“甲骨文”属于两个区域，其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在良渚文化后期有部分族群北迁到中原一带，两者有可能会产生联系和影响，因为在殷墟“甲骨文”中看到了良渚“玉石文”的一些影子。在良渚文化圈内同时产生了多种字体的良渚“玉石文”，其表意的功能是否相同、相互之间有无交流沟通等都不得而知。良渚“玉石文”有后续的演化和直接传承吗？难道其也随着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而一起消失了？
对于良渚“玉石文”的考证，我们充满了文化自信。纵然它的字意至今不能破解，对它的研究几乎是张白纸，也都无法否认良渚“玉石文”客观存在的事实。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象形文字，我们中国不仅有传承有序的殷墟“甲骨文，”而且在近5000年前就有了较成熟的良渚“玉石文。”中国源远流长的古文字史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同样是毫无逊色的！
良渚“玉石文”之考释
文/徐梦梅
良渚“玉石文”是指书契在良渚文化玉石器上的文字，以文字载体来命名，与殷墟“甲骨文”（书契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相对应。
笔者才疏学浅，经过三十多年古玉器的收藏实践和对中国玉文化的探索研究，于2019年7月7日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了《良渚“玉石文”》的文章，此乃一家之言。因恰是我国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第二天，故此观点提出后，引来众多的关注和讨论。现再作些补充考释:
一、良渚玉石器上的图文字符学界其实早就有所认识。
199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遗址发现60周年，浙江省文物局编著的《良渚古玉》一书中就记载：“现已发表的刻有图画文字的刻划符号的玉器，似共有18件。法国1件、美国5件、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2件、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件，故宫博物院3件、首都博物馆1件、上海博物馆1件、浙江省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件、余杭1件。”尽管当中有几件分节式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但由于都是传世之器，学界对这类带刻划符号玉器文化属性的认定持谨慎态度。只有“余杭1 件”是考古出土的，其在1990年余杭安溪百庙山良渚文化遗址中被发现。这件正反两面都带有刻划符号的玉璧，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4件刻铭玉璧相似，多年迷团终破解。考古证实：有些良渚玉石器上是刻有图文字符的。
良渚文化时期有没有文字也是学界长期以来的重要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此都持乐观态度：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浙江收藏家何天行获得一件有9个刻文的蛋圆形黑陶盘，他认为这些刻文是远古文字符号，此器在1936年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展览时引发学界关注。后来又送到中央考古研究院上海办事处，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看后也推定：这是原始的文字。良渚先民有“以玉事神”的习俗，因此当代著名研究良渚文化的专家牟永杭认为：“在良渚文化时期，出现若干与巫术活动有关的某种文字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妨将良渚文化时期看作文字出现的前夜，这个时期也就是曙光已经出现，人类文明即将到来的阶段。”著名历史考古和文字学专家李学勤认为：“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业已发现好多刻画符号，有象形的、有抽象的，还有几例是若干符号连成一串的，不承认其为文字是很困难的。”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在上博建馆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更是掷地有声地说：“良渚文字，在中国文字产生过程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二、开展对良渚“玉石文”的考释是为了寻找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证明。
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的夏朝，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产生。我们每个国人几乎从小学的历史课本中就学过并知道：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国家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可是夏朝至今才4000左右？西方学界甚至国内也还有人认为：从商代使用甲骨文开始，中国只有3500年的文明史？
国家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有三个：阶级的产生、城池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在原考古学中属于新石器晚期史前社会。但随着考古的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笔者认为可能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出现了良渚古国。理由是：从对良渚墓地的考古发现，其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情况大相径庭，贫富差距非常明显，足以证明阶级已经产生；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城池的出现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良渚的城池已经十分发达了：城内有宫殿、祭坛、居住区、手工作坊区等，四周有城墙、护城河及水利工程，可以说良渚古城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必须找到良渚文化时期文字使用的证据。因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古代社会》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国际上许多社会学家还把文字的使用列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
笔者以为现已发现的良渚“黑陶文”和其它刻划符号至多属于“前文字”性质，在中华文字发展进程中，处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的过渡阶段。我们必须探寻更让人信服的良渚时期文字使用的证据。
笔者在长期收藏实践与对中国玉文化的探索研究过程中，终于发现并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观点。
良渚“玉石文”的主要载体是良渚玉石器，良渚陶器上刻字的也有一些，但字体原始且少、也较凌乱不成体系。竹木牙骨等其它材质的载体上有没有？记得在收藏初期，曾在浙江某藏家那里见过一段刻有良渚纹饰和几个字符的兽骨，迄今为止再没有见到过其它的载体了。推测即使有，量也不会多，且多已腐朽不堪了。
三、笔者认为：良渚时期已经出现并开始使用文字，良渚“玉石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我国汉字发展的历程漫长，从较为写实的图案到抽象的图案，再到更抽象的象形符号的初级阶段，最后发展到较为成熟的表意功能文字的高级阶段。良渚“玉石文”明显属于表意功能的文字。它的笔划通常有横、竖、撇、捺、折五种，刻划程序也是先上后下，先左后右，与现在汉字的书写大抵相似。虽然至今还无法对其进行释读，但笔者通过对“玉石文”在良渚玉石器上变化多端的表现形式的研究，认为可佐证其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如：在大多数尺寸较小的玉石器上只有几个字，这可能是简单表意的句子；在一些尺寸稍大的琮、璜、璧上多有一二十个字，有的还围成圈，或上下两行、左右两竖地排列，且字数相同，类似我们现在汉字的对联，这也许就是比较复杂的表意句子，甚至可能是在表达某种祈愿。还见到过在良渚玉器的中央雕刻神人兽面纹（良渚文化最典型的图案），上下、左右对称地刻着成行的“玉石文，”有极强的装饰效果，构图之美，让人惊叹。少数大尺寸的玉璧正反两面刻了几十乃至100多个字，其中多处出现相同的字甚至词（两个单字的组合），这可能就是复杂的记事功能。这么多的字，也许就是一篇文章，在记录某件事或者某个具体的诉求。玉琮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玉器之一，其标准器的四角都刻有神人兽面纹，有单节的，也有多节的。但是在民间收藏品中见过素面的单节良渚玉琮，其四角没有神人兽面纹，只是在玉琮的四个面上刻有神人兽面纹或神鸟立祭坛等纹饰，除此之外通体刻满“玉石文”，这可能就是专为记事而定制的玉琮。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良渚玉册，一部玉册有十来片，玉板的上下两端中间钻有小孔，可以用细绳穿缀连接。每片玉板上刻着简化的神人兽面纹或鸟纹，并大致同等量地刻着“玉石文，”全套玉册少则100多个字，多则200来个字，猜测上面也许记录了良渚族群里的重要历史信息，也许是良渚先民祭拜天地时的祈祷文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的玉册始见于战国，兴盛于南唐，并成为当时祭祀及封禅的主要玉器。后来发现在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参照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推测商代已有了竹木简册，只是至今尚无出土实物证明。对于良渚玉册的出现让人惊讶不已，但经仔细鉴定，确是大开门的良渚玉器无异。
笔者发现良渚“玉石文”有多种风格，至少看到近十种不一样字体的“玉石文，”有的圆润流畅，有的粗拙凝重，也有的飘逸简练，区别明显。在我国环太湖流域的地区里，现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300多处。众多的良渚部落其文明程度的进展也是不一样的，其中以良渚、余杭、安溪等地最为发达，并先后出现了玉器加工业，也先后创造了文字。但由于各个部落的情况不同，因此其玉器和文字的精美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是玉器精美的，刻在上面的“玉石文”也漂亮。笔者以为其“责任者是领导，”因为这些部落的酋长通常是玉器制作的能工巧匠，甚至还可能是不同“玉石文”的创造者。在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这块沃土上，风格繁多的“玉石文”不断滋长，其不仅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还普遍地发展。笔者甚至还发现即便是同一种风格的“玉石文”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刻法。就象现在我们写同一个汉字，每个人的写法是有差异的。推测当时不同风格的“玉石文”已经在一定范围里得到传播和认同，大家约定俗成地用相同的一个字或词组表达某种含意。
四、开展对良渚“玉石文”的考释是项艰巨的学术工程。研究的首要条件是获取足够多的刻有图案和文字的良渚玉石器。
商代笃信占卜，事无大小都求决于卜法，因此留下了大量刻字的甲骨片。甲骨文发现120年来共考古出土了20万片左右，迄今共整理出甲骨文单字4500多个，已释读出1500多个，为研究商代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但这只是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个案。古印度的印章文，至今才发现刻在石头、象牙和陶土上的各类印章2500多件，发现字符400多个。
良渚玉石器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出土很少，201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书，这是学界首次以图录形式将良渚文化刻符系统地集中发表。全书共收录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554件，符号总数656个。平均每件器物上的刻符才1个多一点，况且基本多为象形图案，多数称不上是“玉石文”。良渚玉石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出土，最迟到清代乾隆年间，曾被古玩界长期当作商周之物的良渚玉石器已大量出土，余杭安溪地区的农民冬天挖玉成风，几乎把卖玉当作一种副业，良渚玉石器从此开始大量流入于民间和流失到国外，猜测其中应不乏带有“玉石文”的。笔者在数十年的收藏实践中，于民间的收藏圈内发现不少刻有良渚“玉石文”的器物，且单件器物上的字数也较多，本人也有幸收藏了一些。甲骨文发现120年来，为便于释读研究，出版了诸如《铁云藏龟》、《殷墟书契》等许多拓印甲骨文的书籍。对良渚“玉石文”进行释读研究也须如此。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可通过中国收藏家协会的管道向民间征集带有“玉石文”的良渚玉石器，有的“玉石文”刻痕极细浅，根本无法用传统的墨拓法，可采用现代微距摄影技术将“玉石文”的原始面貌反映出来，整理成册，作好基础资料的准备。“玉石文”是刻在良渚玉石器上的，其材料的获取和加工的复杂有相当大的难度，其存世数量肯定是远远少于甲骨文。但相信每一个热爱中国玉文化、有爱国情怀的收藏家一定会欣然响应，届时当会有惊喜的收获。
对良渚“玉石文”的考释，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它的后续发展和演变。考古证实，良渚文化后期因受洪水等特大自然灾害影响，良渚先民无法生存，分成两支向外迁徒。一支溯长江而上，分别进入陕西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给当地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蜀地的三星堆文化带来很大影响。另一支往北，融入了中原的华夏部落联盟，从此便销声匿迹。良渚“玉石文”也不见踪影，它到哪里去了？是就此消失了？是演化成夏朝的文字了？还是对商代甲骨文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良渚“玉石文”的下落之迷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
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是中华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坚定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坚定汉字自信。笔者要充满自豪地强调补充一句：坚定汉字自信，首先还要坚定良渚“玉石文”自信。
如何破解良渚“玉石文”是一门极其艰难的学术课题。学界过去对原始文字的释读有个传统的办法：就是借助对商代甲骨文和殷周金文的知识，从中分析和寻找答案。窃以为采用这个办法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原始文字传承下来，后人才有可能在这些古文字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创造出新的文字。何天行对其所发现的9个刻在陶器上的良渚原始文字也采用上述办法，并认为已分别从甲金文中找到几个同形字，此结论有点牵强，似乎可以探讨。因为现在学界公认上述那件刻文蛋圆形黑陶盘是孤品，且至今没有从其它器物上再看到类似的原始文字，可以推测这种原始文字肯定没有得到大量传播和传承，甚至这几个原始文字也许是某个制陶者的偶尔为之。即使认为其与甲金文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是某种巧合。但是良渚“玉石文”却不一样，其玉石之载体埋在地下不易腐损，能从5000年前传承至今，它在民间收藏界有一定数量的实物存在，大多字迹清晰可见。商周历代的文字的创造和发展有可能会受到“玉石文”的影响，因此传统的释读方法可以继续试用，并可利用计算机对“玉石文”的数据进行处理，归纳分析，有利提高效率，获得更多信息。“玉石文”是良渚先民留下的“天书，”对它的释读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世纪工程，虽然其短期内无法破解，但存在于世的良渚“玉石文”实物已足以证明、并让国人坚定地相信：中华良渚先民在5000年前就创造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党和国家领 导人非常重视，还作了重要指示：“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我们不仅要继续开展对有着35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的深入研究，还要加紧启动对早于甲骨文1000多年的良渚“玉石文、”这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的探索研究，其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它将告诉世人：不仅中华5000年文明史无庸置疑，它的曙光从良渚升起，而且良渚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圣地。
2019年11月30日
良渚“玉石文”惊天下‖专访
良渚“玉石文”发现者徐梦梅先生
蒋忠华计明强
徐梦梅先生是我国知名的收藏鉴赏家、中国玉文化学者。2019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了他的玉文化论文《良渚“玉石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热议。我们作为上海收藏界的成员、中国玉文化的爱好者，有幸对其进行了专题采访。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现良渚“玉石文”的经过。徐梦梅先生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对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尔在一个古玩市场获得一只小的古玉杯，上面有一丝丝的红沁和会变化的白色灰皮，让他高兴不已。那时民间收藏古玉器的人极少，几乎无人能看懂此玉杯。后来经多方请教，考定此小玉杯可能是宋代之物。从此徐梦梅先生便与高古玉器的收藏结缘。在收藏中他偶然发现有一些古玉器上有各种图文刻符，虽看不懂，但认为可以研究，于是只要遇见合适的就会收一些。他判断：这些带图文刻符的古玉器有史前文化期的，也有战汉和明清时期的。对良渚文化器物上的图文刻符徐梦梅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所发现，在浙江的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一段兽骨上面刻有简略的良渚神人兽面纹和十几个字符；后来又在杭州的某古玩店看到过一件良渚玉镯，上面有良渚鸟纹并刻了几个字，店主说是当地一个富人家的后代卖出来的。徐梦梅当时正处于收藏初期，故对此类物件不是很在意。后来随着鉴赏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入，便开始关注和收藏这些有图文刻符的良渚玉石器，经过量的积累和对藏品的多年研究，终有心得，在国内率先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观点。
我们问及为什么会冠以“玉石文”的名字？徐梦梅告诉我们，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在古文字学研究中，通常以文字的载体来命名。如良渚早期的原始文字“黑陶文”（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商周的“钟鼎文（金文）”（刻在青铜器的钟和鼎上的文字）、先秦的“石鼓文”（刻在鼓形石头上的文字），还有古印度的“印章文”（刻在石头、象牙和陶土材质印章上的文字）等。二是迄今他发现的几种字体的良渚文字全部都刻在良渚文化的玉石器上，尚没有看到有其它材质的载体。
徐梦梅先生说：虽然我发现并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观点，民间许多资深收藏家也认同我的观点和相关藏品，但我们都知道，良渚“玉石文”的这个重大发现要得到国家文博部门的认定是要有个过程的。
徐梦梅先生告诉我们：国家文博部门对民间收藏界的一些重要发现的认定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对非考古出土的东西基本上不认可。迄今为止尚无刻有良渚“玉石文”器物的考古发现。1992年在浙江余杭安溪百亩山考古出土的刻符大玉璧，其上刻的只是“鸟立坛柱”等图案，没有“玉石文，”因此不少的文博人员对此类良渚玉石器多认为是民间臆造的伪品。徐梦梅建议：对良渚“玉石文”的认定可采用国家文博专家和民间收藏家相结合的办法。因为民间收藏家中有不少是良渚玉石器的鉴定高手。他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终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他表示：将继续深入研究良渚“玉石文”；准备随时接受国家文博部门的“考试，”让藏品说话；并愿将这些藏品捐给国家博物馆作为研究良渚“玉石文”的实物资料。
在采访中徐梦梅先生还展示了他的部分藏品，让我们拍照。只要稍有古玉器鉴定知识和眼力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全是大开门的良渚玉器，上面的“玉石文”也是与玉器同时所刻，并非老玉新工。其中有件据说是晚清出土，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的椭圆形良渚玉琮，雕工极精、红沁自然、玉质糯熟、包浆浑厚、可谓是罕见之物，琮体上刻有94个“玉石文”，让人惊叹不已。我们在民间也见到一些藏家有类似刻有图案字符的良渚玉石器，只是这些人大多出于好奇和喜欢，没有作深度的思考，因此往往熟视无睹。而徐梦梅先生却不然，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在收藏之余，潜心研究中国玉文化，2005年他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古玉新经》，是我国民间最早的玉文化研究专著，还被国内一些地方博物馆作为工具参考书，此书率先提出了“中国玉文化申遗的观点。”2012年始他应约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撰写中国玉文化的研究文章，获得好评，发现良渚“玉石文”是他近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梦梅先生也因此在2019年9月其母校（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60周年校庆时，被评为8名优秀毕业生之一。无独有偶，我国近代古文字学研究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均源于民间收藏界文化人士的发现：如商代“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是晚清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良渚“黑陶文”的发现者何天行是民国年间良渚陶器的收藏家和上海复旦大学文学专业的在读生。
我们为徐梦梅先生，为中国民间收藏界的这个重大发现“鼓与呼。”我们期盼国家文博部门能加强对良渚“玉石文”的关注和考证；我们期待良渚“玉石文”惊天下的时刻早日到来，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增添灿烂的篇章。
2020年2月20日
注：以上12（件）套良渚玉器，一共刻有相同字体的“玉石文”915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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