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黎丽
徐黎丽，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萃英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民族研究》4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上全文转载，在权威出版社出版著作15部；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社部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兰州大学国华领军人才。获甘肃省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二等奖等。现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及边境民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边海防研究中心法学组咨询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甘肃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
许浩东
许浩东，甘肃玉门人。2014年至2018年，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民族学学士学位；2018年至2021年，就读于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民族学硕士学位；目前为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专职研究人员、2021级博士生，发表论文4篇，研究方向为边疆安全与发展。
[摘 要] 人类的语言文字因其记录人类文明成果、根据不同语言文字可将人类分为不同亚群体、促进人类文明互鉴与进步等作用而表明其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体现。对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由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构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其历史悠久、使用人数较多则发挥着沟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周边国家借鉴与使用、成为联合国通用语言、向全球传播中华文明等文化作用。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内涵。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文化作用
正文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而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作用。从前期研究成果来看，共同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语言文字史、语文规范化、语言文字功能、汉语言文字对周边国家影响等方面；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形成过程、基本内涵、理论价值、概念属性、时代价值、现代含义等方面，但探究共同语言文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通过阐明共同语言文字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再落实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作用，分析共同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依据。
一、语言文字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
根据业百科的统计，现在世界上查明的语言有种，但有多种语言正在衰亡。相对于语言，世界上的文字种类要少一些，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提供的世界文字总数是种。它们为整个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对人类作为自然界物种之一的生存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语言本身就是不同人类文化的体现。如我们从张公瑾对傣语“田”、“田埂”、“锁”等三个词既有同语族的同源词，也有本民族专有词，还有来自别的语言的借词的解读，可以看出这三个词包含三个文化层次，也是傣族与其他民族的语言交流促进语言发展的实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说，语言与地理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中国西汉古籍《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的“清水音小、浊水音大”就是人与自然相适应在语言上的反映。从文字角度来说，用不同文字记载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就是人类文化的体现。如柯尔克孜人的史诗《玛纳斯》“长达万行，是柯尔克孜人杰出创造和口承‘百科全书’，反映了对本民族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并对柯尔克孜人的传统信仰、伦理、爱情、生产、生活、战争等各方面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更加可贵的是，其以聚会、庆典、人生礼仪、传统节日和“玛纳斯演唱会”等代代相传的形式保存至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这四大文明古国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语言文字，如中国的甲骨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其中古埃及在公元前年前后就有了图画文字，到公元前年左右，发展成象形文字，使用长达多年。这些语言文字本身都是人类文化的体现。
2. 记录人类文明成果
如今，在创造各种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幼童已经不是从小跟随父母在生活实践中学习，而是集中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中通过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站在祖先的肩膀上继续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比如当某种语言形成体系之后，儿童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这种语言体系，与此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语言体系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
从文字角度来说，我们对比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出欧洲人与亚洲人从语言、文字到宇宙观、价值观的不同。如欧洲人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体系与亚洲人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却共生在同一地球的人类文明体系中。因此“思想是为语言包裹着的，语言是思想的表现，没有语言便无所谓思想，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和中介，而交往和其他条件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到说明，语言（无论是符号语言还是非符号语言）是交往的一般形式。”因为无论人类文明成果的显现形式有多么丰富，如音乐、图画、舞蹈、结绳记事或其他，都不能像语言文字那样具体地、细致地、全面地反映人类内心的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有语言文字具有这样的功能。
3. 根据不同语言文字将人类分为不同亚群体
语言文字“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各种游戏和娱乐。”即使当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因不适应时代需要而消失，但因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仍然能使我们在典籍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并且按照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加以重建，对其起源、内部亲属关系做出判断，不同人类亚群体的语言文字从而自然带有民族性、区域性的特点。埃里·凯杜里指出：“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权利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标准。”这就是语言谱系分类法产生的原因。
语言谱系分类通过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共同语和研究具体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从而达到探究人类文明的目标，客观上将操不同语言的人按照语系、语族、语支分类，以便于人类对自己的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如根据对各民族语言词汇和语法进行比较研究所确定的亲属关系，将有关语言联合为语系；语系下面分语族；有时语族下面再分语支。各大语系形成的过程则与人类在地球上分布的过程紧密相连。在人类生活的开始阶段，相邻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最相近。随着人类交通工具越来越多且迁徙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迁徙成为现实，于是在相距很远的各民族之间发现语言相似的情况，如爪哇人和马达加斯加人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在同一种语系内部，也因人口增长与迁徙，分为多种亚支。如本尼迪克特认为，作为汉藏语系的藏缅语和卡伦语可以上推到一个藏缅－卡伦共同语阶段，即汉藏语言的共同语先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三，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则认为一分为四，在语族这一层次是汉语、侗傣语、苗瑶语和藏缅语。因此语言无论如何分类，都将操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的群体分别开来，从而成为不同民族、区域或国家的显著性标志。
4. 不同语际的人类交流与交往促进人类文明互鉴与进步
巴基斯坦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乌尔都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人数很少，而作为交际用语其使用范围又很广；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种则与殖民统治和英语的全球化密切相关。虽然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巴基斯坦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掌握英语则有利于巴基斯坦人吸收用英语和英文表达、体现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如居住在中国青海省同仁市隆务乡五屯村的土族的五屯话中，“有％汉语词，％藏语词和其他词，语法上基本语序同于藏语，但没有藏语的屈折形态变化，助词既有藏语的，也有汉语的，还有一些类似保安语。”这是因为五屯历来是交通枢纽之地，东西南北的人群汇聚在这里，发生了语言上的交流与融合现象。语言上互相吸收对方的发音、词汇和语序，进而了解对方的文明成果，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互鉴与进步。当然语言文字的相互交流与吸收，与人类不同民族的迁徙相关，如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广泛分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的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区域，且目前这一区域使用的多种语言均与突厥语族相关，是由于古代突厥人在这一区域建立过突厥汗国并分裂为东西突厥汗国，即使以上汗国衰落后，突厥人仍然生活在这一区域，因此突厥语与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中国普通话一起成为这一区域共同使用的语言。用以上语言文字写就的所有文明成果，通过语际交流和交往，成为各个民族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如从医学成果来看，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西医、中医相互借鉴与综合运用，共同为人类医治疾病而服务。因此人类的全球化迁徙促进不同语际的人类交流与交往，推动人类文明在互相学习、不断前行。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文化作用
语言文字在中国文明传承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多种生态区域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因此通过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沉淀，由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构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同时，不同区域方言、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多元一体、兼容并蓄便成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显著特点。具体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纵向角度来说，经过历史沉淀，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按照语言文字学者的研究，中国境内存在三大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岛语系，每个语系下面又分为若干语族和语支，比如阿尔泰语系下面分为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下面又分为若干语支和语言。由于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汉语支及具体语言起源早、传播范围大、使用人口基数比较大，留下的汉字典籍比较多，最终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于汉语，无论高本汉先生把汉语史分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等五期，还是王力先生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都说明汉语历史悠久且形成有关汉语的学问。赵彤则将汉语音变划分为语音渐变、词汇突变，语音突变、词汇渐变，语音渐变、词汇也渐变，语音突变、词汇也突变等四种模式。关于汉字书写变化，早在周宣王时代就出现了“《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常用字汇编。因此东汉的许慎著《说文解字》，研究当时以小篆为主的古文字；隋唐时期，《字样》、《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字样类书出现，汉字得到进一步的整理和规范；宋代则确立了楷书字的地位；元明清时代的汉字研究成就主要是在六书理论和《说文》方面。
正如汉字研究者所说：“由记事图画逐渐演变为抽象的符号，并与语言音节相对应，这就是汉字的起源。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称得上文字的符号是甲骨文。甲骨文与记事图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已成为了记录语言的符号。甲骨文后来演变成金文、大篆，金文和大篆的形体结构松散而不稳定，且地区差异大，尚未定形。汉字第一次成为规范定型的符号是秦代的小篆。汉字形体结构的最终定型是兴起于汉代的隶书。隶书以后，汉字形体结构再无多大变化，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汉语汉字经由历史千锤百炼，成为具有体系的语言文字，“截止到年月，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英语，超过亿人；紧随其后的是汉语普通话，超过亿人；第三位是印地语，将近亿人。”根据业百科年的统计数字，使用汉语的国家或地区有个之多。在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由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组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然就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共同语言文字。
2. 从横向角度来说，汉语方言、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方言起着沟通本区域本民族内部成员、传播中华区域文化的作用。虽然国家倡导的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在省会、地市、县市的城市民众中普及率非常高，但广大乡村、牧场区域仍然存在汉语方言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比如荣晶、丁崇明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个方言点的材料，将汉语方言分为大类个小类。李荣则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区，分别是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在上述分区下面，又有许多亚方言，比如赤峰、新疆汉语方言等等，这表明特定地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在使用和传承汉语方言；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个民族语言文字仍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和传承。比如藏语文是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五省（区）的多万藏族民众使用的语言文字。藏语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具有多年的历史，现行的藏语言文字规范以拉萨话为标准音进行推广。它属于拼音文字，有个辅音和个元音。由于藏语分布区域较广，因此不同区域的藏语分为拉萨、康巴、安多等三大方言区。蒙古语言文字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蒙古文信息处理、实验语音学的关注和研究明显增强；二是对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对于维吾尔语言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调查后，人们不仅掌握了一些较为系统的维吾尔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资料，还收集、载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谚语、长诗、儿童文学、谜语、游戏等资料，为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确立了现代维吾尔语的中心方言、罗布泊方言以及和田方言等三大方言。
以上汉语方言、各民族语言文字及方言不仅起着沟通本区域本民族内部成员的作用，而且也在创造和传播区域民族文化方面贡献良多，如著名的口头传统与书写技术融合且类型多样的格萨尔史诗文本已经成为人类文献遗产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蒙古秘史》则是蒙古族的历史、古典文学名著，涵盖了历史、文学、民俗、军事及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福乐智慧》则是维吾尔民族古代文学艺术集大成的著作，也是维吾尔族最可宝贵的语言修辞的宝藏，且流传至今。由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又是通用程度最高的语言文字，因此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就成为中华民族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通用语言文字。比如同一职业的各民族民众在一起工作时，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就成为工作语言文字；各种广告、电视节目、网络平台、商铺名称均以规范汉字为主要书写文字，等等。当然，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之间也在统一的大家庭里相互借鉴与吸收。如壮侗语中的“栏”，专指壮侗语民族传统的高脚居屋，后由汉语记音书写并借用至今；青海省汉语由于受到藏语、阿尔泰系语言的长期影响，发生了语音、宾语前置、借词等方面的变化。这就使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更能适应不同区域民众生活的需要而发展，从而达到“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的目标。
3. 从全球化角度来说，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不仅被周边国家加以借鉴、改造与使用，也成为联合国通用语言文字之一种，更是海外华人华侨社区内部共同使用并向全球传播中华文明的媒介。中国周边国家因与中国相邻而借鉴中国语言文字的个案并不少见。如“古代日本没有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使用汉语言文字作为其交流的工具。在使用汉语言文字的过程中，通过吸收和借鉴汉字的草体笔画及正楷的偏旁部首，逐渐地发明了假名。假名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字的诞生。由汉字和假名为主组成的日本语，加快了日本的文明进程。”从全球范围来说，联合国有种正式语言，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华语、阿拉伯语。相对应的文字“按英文字母顺序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语言具有同等效力，代表们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种。凡是联合国的正式会议，秘书处都要负责在现场把代表们的发言用阿、中、英、法、俄、西六种语言通过话筒进行‘同声传译’。凡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包括重要发言，都要用六种文字印出。
这里的华语和中文就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文明向全球传播的桥梁和媒介。与此同时，移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使用汉语和中文传承中华文化，连接与所在国的关系。比如，“早在年，位于加拿大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就建起了第一条唐人街，它在北美的历史仅次于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此后又陆续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修建了唐人街。历经百年沧桑，唐人街不仅成为加拿大华裔历史的见证者，更孕育了加拿大华裔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所创作的以唐人街为背景的经典作品，曾经屡获大奖，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并被选入权威文学词典或文学教科书。”这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典范。美国波士顿中国城公园，既体现出唐人街融入美国波士顿社会的一面，如建立城市与海、城市与人的空间联系，形成了面积英亩的城市绿地和开放空间，包括城区一条贯穿南北的绿色廊道；又在空间上和文化氛围上保持自己的个性，如设计建造了福建、广东风格的田园、溪流、风水林、石牌坊和通往村庄的道路等。
在泰国，华人现已占泰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唐人街成为华人与泰人进行文化、经济交流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社会空间，如通过销售中国物品、建设公庙维系华人社区从而传承中华文化；与此同时，华人也通过族际通婚、生活方式相互交融而融入本土社会。在欧洲，年代华侨华人总数已经增加到万人以上，年代中期达到百万人；进入世纪后的年，欧盟国家就为大约万原籍中国的移民颁发了居留许可。华人华侨由此形成了聚居社区，比如意大利米兰的唐人街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文成县，文成话在这条街上是通用语言。文成县侨联主席描述自己到意大利米兰唐人街的情景时说：“我到唐人街里，没走几步就听到有人用文成话喊‘舅舅’，回头一看，是我七八年未见的外甥。又走几步，遇到了好多年没见的初中同学。走了一条几百米的街，遇到的熟人就达到十几个。他们都住在这条街上，有的在这条街上的店面帮工，有的自己在街上开店，或开个小加工厂。”由此可见，浙江文成县人将中国产品和中国方言土语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传播到了意大利，同时也主动学习意大利语言文字、文化技术，融入意大利本土的社会生活。可见，虽然在语言方面仍然存在普通话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但操普通话的人数最多，用汉字书写的人数也最多。文化繁荣与发展是最深层次的发展，而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体现和记录文明成果的工具，自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作用。
三、中西部教育研究的时空知识图谱分析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然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具体依据如下：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经过五千年的沉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文化特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广泛的使用基础。本文以汉字为例说明。如秦统一六国后之所以能够“书同文”，是顺应民间小篆使用比较普遍之故，因为小篆比以前使用的大篆更加规范简易：小篆确立了旁符的形体、形符在字体中的位置，消除了同一字多种形符换用并取其一、规范了字的基本笔划，把假借字加形符变为形声字。这就比以前的金文、大篆方便很多。到了汉代，又将隶书定为统一文字，是因为早在战国时期其他六国文字同样出现了与秦系文字相同的隶变现象；同时由于小篆字体结构复杂，官府衙门的政务繁多，对快捷书写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更重要的是民间隶书早已流行，于是隶书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民间都使用的文字。与小篆相比，在整体形态上隶书完全成了偏方形的抽象符号；在笔形上隶书是平直方折的笔划；在笔划上都由横、竖、撇、捺、点、钩、折等基本笔划构成；在字体结构上，隶书省去了许多结构复杂的象形部分。隶书之后，虽有楷书、草书、行体、宋体的变体，但字体结构再无大的改变。正因为隶书是顺应民众生产生活交流而产生的字体，因而能够流传下来，并成为今天规范汉字的基础。如今汉语方言虽然众多，但书写文字却完全一样，且使用人数最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自然而然上升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且成为中国人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的工具。当谈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时，具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等音调的普通话和方方正正的汉字就成为中国人显著的文化特征，因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离不开这一重要文化特征所发挥的文化作用。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主要的传承载体。仅从书写历史典籍的机构、人物和作品来看，汉字作品远远多于其他民族文字作品。如太史令早在夏商周就有，以后各民族政权多效仿，如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均设有太史令，所撰述的史学著作也与司马迁所著《史记》体例大同小异，如《上党国记》、《大单于传》、《燕书》、《敦煌实录》等；在编史人员方面，“他者书写”比比皆是。如汉人汉著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百越史、唐文宗的使臣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宋人所撰《契丹国志》都是汉族对其他民族历史研究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各个民族的史学作品相互借鉴，如北朝的地志强调实用性，《十三州志》《水经注》的写作内容，更多地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不是田园式的散文。现在传承下来的二十四史和其他典籍中有关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仍然发挥着资政、研究、参考的有效作用。因此，“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将客观事实进行分类、记忆、思维和总结。语言又是传播文化的载体，人们借此传播信息、介绍经验，表达感情。而民族语言的认同又是各个民族集团最有特征的行为，因而经常成为分辨不同民族的基本标志。”从文学作品来看，《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也是由汉字书写而成，并且翻译为多国文字在全球传播。当然，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文明成果也很多，而由于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使用时间长、人数多，且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文明成果翻译成汉语的成果较多，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宇宙观，如阴平与阳平互相成就、上声与下声互相平衡的声调是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方方正正的规范汉字是中国人“天圆地方”、“没有规距，不成方圆”的宇宙观的反映。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内涵。
3.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已经成为中国法定官方语言文字。普通语和规范汉字经由五千年的交融与荟萃，已经成为中国境内使用传播最广的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进一步简化汉字、规范汉语方言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年月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并从年月日起施行。该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等。而在此法出台后出生的儿童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掌握的各种知识更加全面和专业；年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儿童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普及率大大提升。由此可见，使用基础与法治相结合，加上市场经济的助推作用，普通话与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覆盖全中国，而且随着海外华人华侨不断增多而走向世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发展高精尖科学技术、提高全国各项事业的信息化水平、增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的依据。
从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共同体的定义来看，共同语言文字均构成各种人类共同体的内涵。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也不例外。从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发展史到国家从法律高度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历程来看，由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构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自然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之一。
（本文原刊于2021年第6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ND
一句话综合评论：融合、继承、发展、创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民族学者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逐渐向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展开伊斯兰征服与扩张运动，在短短的几十年时期内便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先后接触到了叙利亚文化、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出于文化交流需要，阿拉伯人首先从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翻译了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的论著，然后逐渐扩大至翻译波斯文和印度文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公元661~750年），翻译工作仅由少数宗教学者（主要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三大宗教）进行，没有计划，没有系统。这是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
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征服与扩张运动已停止，帝国局势日渐安定。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层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境外其他地区或王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增强，因此非常迫切需要将波斯、印度、希腊的古典著作系统地译为阿拉伯文。哈里发麦蒙时期(公元813~833年)，是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登顶时期。哈里发麦蒙一边遣使拜占庭，要求拜占庭皇帝代为搜集古典抄本，一边鼓励穆斯林远行各方，搜寻古籍，访求学问。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学者搜集到的古籍都汇集到巴格达。巴格达城因此拥有古代文化遗产的无尽宝藏。
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设立了一所翻译和研究的机构，叫“智慧宫”，他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学者，专门把搜集到的大量外国文化古籍译成阿拉伯文，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提倡学术翻译，鼓励民众借助阿拉伯文译本学习他国的先进文化知识。在这方面，王公大臣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纷纷标榜自己爱好学习外来文化，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在此风气下，散居各地的翻译家，争先恐后地涌向巴格达，从事翻译与研究。在阿拔斯王朝的前两百年内（其中主要是阿拔斯王朝的前期，公元750-844年)，在巴格达和其他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史无前例的“翻译运动”，这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午时期”，穆斯林已成为东方(波斯和印度)与西方(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中世纪出现的“阿拉伯翻译运动”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的，但是有的西方历史家竭力贬低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把它说成“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世界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互相学习，互相充实，互相继承这样的情况，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对外来的古典著作，并非是简单地从事翻译，他们对外来古籍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解、诠释的工作。这是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阿拉伯文译本，在公元十二三世纪被译为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西方大学把这些译本用作教材约五百余年，可谓为西方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艾哈迈德·爱敏认为，大量的翻译工作，仅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基础。“翻译运动”最终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与创造，那就是公元九世纪中到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午时期”，也就是阿拉伯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
公元九世纪中至十一世纪，阿拔斯王朝逐渐衰替，濒于瓦解，帝国东西各地，纷纷自主，名义上仍隶属于巴格达，事实上是割据独立。从阿拔斯王朝的第十任哈里发起，哈里发政权旁落，出现事实上的政权分离，哈里发仅保持了宗教领袖的地位。也正是这一宗教因素，所以阿拔斯朝政虽然先后被突厥人、布韦希人、塞尔柱人掌控，但东方诸小国仍坚持伊斯兰教正道，承认巴格达的“哈里发”为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在此社会形态下，打上“伊斯兰精神”烙印的阿拉伯文化依然昌盛，全国上下依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大马士革、开罗、拉巴特、西西里、科尔多瓦等地，都是可以与巴格达繁荣时期相媲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涌现出了大批的伊斯兰学者，他们的学术论著丰富多彩，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世闻名的学者有医学家拉齐、伊本·西拿·宰赫·拉威、伊本·海赛姆等；天文学家有白塔尼、比鲁尼、欧默尔·赫雅木等；数学家有花剌子密、艾布瓦法等；化学家(炼金术)有查比尔·伊本·哈彦等；动物学家有查希兹等；地理学家有伊德里斯、雅古特、艾布·费达等；哲学家有肯迪、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鲁世德等；历史家有白拉祖里、塔巴里、马斯欧迪、伊本·爱西尔等；诗人文学家有艾布·诺瓦斯、艾布·太希雅、穆台纳比、艾布勒伊拉等，此外还有《珍奇的串珠》的作者伊本·阿布德·朗比和《诗歌集》的作者艾布·法拉吉等。在伊斯兰学者中，一个人的著作达数百种者，比比皆是。
另外，每种以数十册计的大型类书亦不计其数，如哲学家传记、医学家传记、历史人物传记、法学家传记、经学家传记、圣训学家传记等；地理辞书有二十册的《阿拉伯大辞书》，八十册的《大马士革志》，十四册的《巴格达志》，六十册的《植物志》等，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都是中世纪伊斯兰学者的学术成果。
伊斯兰学者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公正的学者一致公认的。
中世纪，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方，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大放光明之时，西欧还处在榛莽之中，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那些城市，在中世纪不过是些被封建领主盘踞的碉堡，基督教的僧侣教士是当时西方最有学问的人，而他们当时还只是俯伏在古老的教堂里，誊抄宗教经卷。
公元十一二世纪，西方人开始转向阿拉伯人学习，当时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灿烂文化极具吸引力，西方的教士和病人纷至沓来，前来学习和治病。西方和东方穆斯林之间的交流，因此日益频繁。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赛迪约在其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中写道：“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使得阿拉伯文化越过西班牙，深入到了基督教群体的世界。”西班牙人曾在托利多，设立了一所翻译局，从事阿拉伯典籍的翻译。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托利多成为欧洲人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西方人翻译阿拉伯典籍的活动，从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延续不断，始终不衰。
法国历史学家赛迪约不仅以大量的卷帙篇章阐述了外来古典文化和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密切关系，对伊斯兰学者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也进行了充分详尽的论述，此外，他还特地用一卷(卷七)的篇幅阐述了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阿拉伯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影响。
公元八至九世纪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民族穆斯林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这些学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人，例如阿拉伯散文的鼻祖木干法尔是波斯人，阿拉伯语法的开山祖西伯威是波斯人，《诗歌集》的作者艾布·法拉吉、医学家伊本·西拿也是波斯人，数学家花剌子密、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比鲁尼是中亚人，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接受过阿拉伯文化教育，精通阿拉伯语；他们的著作都用阿拉伯语写成，都在“伊斯兰旗帜”下从事学术研究，因而都带有明显的“伊斯兰精神”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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