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以重点关注解决女孩面临的挑战，促进女童赋权，落实女童人权。
过去的十年中，社会各界一直在为女童发声，用实际行动改善女童的生活。但是最近两年，虐待女童的新闻却频频登上热搜，给疫情下本就低气压的社会带来了更深的阴霾。
虐童事件频发是否只是偶然？其中有没有更为隐秘的推动力？
有。
答案便是新冠。
近日，一个日本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自疫情爆发以来，日本家庭对儿童的虐待行为发生率有所增加。
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父母曾有过虐待行为，而这与新冠带来的生活变化密切相关。今天介绍的便是这个研究团队于2021年发表在Child Abuse & Neglect的论文。
论文通过匿名在线调查，并将调查得来的数据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来确定与虐待行为相关的因素。研究证实，与虐待儿童相关的因素有疫情期间母亲心理状况不佳（编者注：因为论文的研究对象中94%都是母亲，所以结论中只体现了母亲心理状态对虐童的影响），外出活动减少和成年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包括肢体和语言上的）等。
研究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有 80% 的父母采取过正面教养的行为，如同情孩子、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保持充满希望的态度等。这些积极教养行为减少了虐待行为的发生。因此，研究者在论文结论中强调了积极教养行为对虐童的减少的重要作用。
论文中提到的积极教养（Positive Parenting）指的是在沟通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发展一种强有力的、深入的承诺关系。积极教养的重点不仅是父母要教孩子什么，还要教他们为什么，同时积极地倾听来理解孩子的想法。
我们分享这篇论文是希望能够提醒家长，在与孩子相处时能够有意识地调整沟通方法，采取积极教养的方式。同时，我们更希望引起妇女儿童保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给适龄儿童的家长们进行正面教养相关的培训，从而减少虐待儿童，尤其是虐待女童的事件，在疫情下为儿童打开一把“保护伞”。
如果您对积极教养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获取更多有关积极教养的信息和工具。
原论文标题 ：紧急状态下新冠疫情期间日本的虐待和积极养育行为 （Abusive and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 in Jap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der the state of emergency）
原论文作者 ：Yui Yamaoka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项目助理教授
Mariko Hosozawa，Makiko Sampei，Naomi Sawada，Yusuke Okubo，Kyoko Tanaka，Arisa Yamaguchi，Mayumi Hangai，Naho Morisaki
论文DOI ：10.1016/j.chiabu.2021.105212
带读&译校 ：罗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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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1) 辱骂行为的盛行； (2) 身体、心理和社会危险因素与虐待行为之间的关系； (3) COVID-19 爆发期间积极行为和虐待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通过大样本调查了解疫情下虐待行为的风险和保护因素。
我们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31 日进行了一项名为 CORONA-CODOMO 调查（CODOMO 在日语中意为“儿童”）的匿名在线调查。本次调查针对 0-17 岁儿童和 7-17 岁儿童的父母/监护人。该调查在多个平台进行，包括国家儿童健康发展中心、儿童相关组织和社交网络。
问卷中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孩子的性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数量、他们占用的房间数量、孩子是否接受过特殊教育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考虑到因学校关闭而造成的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使用等级而不是儿童年龄进行分析。儿童年龄分为四个等级：儿童早期（0-5 岁）、儿童中期（1-3 年级；6-8 岁）、儿童晚期（4-6 年级；9-11 岁）和青少年（7-12 年级；12-17 岁）。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家长回答孩子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现状；另一部分由 7 岁或 7 岁以上的儿童回答。
共有 6161 名家长回答了问卷。排除未完成问卷（n = 631）或未报告子女年龄（n = 141）的人后，我们对 5344 名家长的回答进行了分析研究。
我们询问了父母的财务状况，并询问了是否有成年家庭成员进行以下虐待行为：(1)剧烈摇晃； （二）扇耳光、殴打； (3) 威胁或侮辱； (4) 大喊大叫； (5) 性虐待或暴露于将其暴露于色情媒体； （六）不提供衣食住行、教材等生活必需品。
获得了疫情期间的学校出勤和日常活动的信息后，我们将学校出席状态分为三组：出席、未出席和未登记。我们评估了儿童的四项日常活动：学习、体育活动、“屏幕时间”（例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或使用智能手机（学习除外）和睡眠时间）。家长回答了每项日常活动的频率，以及在 疫情期间（2020 年 1 月之后）是否观察到这些活动时长的任何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向家长询问了疫情期间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心理困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内容：他们前一周离开家的频率；他们与亲密的朋友和知己交流的频率；他们是否为自己或他人施加了压力；他们是否在成年家庭成员中观察到身体或言语虐待。有父母还被问及他们对 COVID-19 的理解和看法以及他们对媒体的态度。
同时，我们针对情感支持、对疫情的态度和家庭适应能力等方面都提出了相关问题。
首先，我们描述了人口特征、隔离期间儿童和父母的生活质量以及积极的养育行为。其次，我们核查了隔离期间每个年龄段的每种虐待行为的比例。第三，我们进行了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以检查与大喊大叫以外的任何虐待行为相关的因素。由于样本中经常报告大喊大叫行为（49.2%），并且很难在严厉管教和心理虐待之间设定一个阈值，因此我们排除了大喊大叫行为，并专注于更严重的虐待儿童形式。
调查显示，大多数（94%）反馈调查结果的家长是母亲，其中超过 40% 育有学龄前儿童。 大约四分之一的父母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在疫情期间（即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恶化。
在此期间，85.9% 的学龄儿童和 68.9% 的年幼儿童没有上学、上幼儿园或日托。在这些孩子中，四分之一的孩子每天学习 2 小时或更长时间，只有近一半的孩子每天进行体育活动，而三分之二的孩子有 2 小时或更长的屏幕使用时间。与 2020 年 1 月相比，超过 80% 的学龄儿童在大流行期间减少了体育活动并增加了屏幕使用时间。
超过一半的父母感到心理困扰，六分之一的父母感到严重的心理困扰。 近三分之一的父母无法与亲近的人取得联系，日常生活也无法自理。父母往往只为了必需品而外出(42.2%) 并且对来自媒体的信息感到困惑 (47.8%)。所有参与者中 6.9% 的成年家庭成员发生过身体或语言暴力行为。
但即使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大多数父母也会通过理解孩子（85.3%）、让孩子玩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82.8%）和保持充满希望的态度（85.4%）来支持孩子。
下图显示了疫情期间父母的虐待和忽视行为的比例。除了“大喊大叫”（49.2%），最常见的行为是“侮辱/威胁”（11.5%），其次是“拍打/打”（11.3%）。大约五分之一的父母 (18.3%) 有过虐待行为。1-3 年级的儿童比其他年龄段的儿童更容易遭受虐待。例如，1-3 年级的儿童中有 15.2% 受到侮辱/威胁，其中 14.5% 被扇耳光或殴打。在研究样本中，性虐待和忽视的发生很少（分别占总样本的 0.1% 和1.0%）。
这项调查发现，新冠疫情极大地改变了儿童和家庭的生活。由于学校停课而导致儿童日常活动中断，更长的屏幕使用时间和睡眠模式的改变、母亲的心理健康以及成年家庭成员间的暴力与虐待儿童的风险增加有关。相比之下，积极教养行为，尤其是理解孩子，能够减少虐待行为。当下充满挑战的时期，我们怎样强调正面教养行为在防止虐待儿童方面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接连曝出的虐童事件，虽属极端个案，但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不容忽视。法治要厉行、监管要加强，师资要提升，幼托市场绝不能“野蛮生长”。
撰稿｜蒲 琳
接连曝出的虐童事件，虽属极端个案，但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不容忽视。法治要厉行、监管要加强，师资要提升，幼托市场绝不能“野蛮生长”。
虐童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里，笔者就国外针对虐童行为的处理手段以及幼教制度进行了梳理，为中国在防范、处理类似事件方面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世界性难题
邦尼·康恩，今年49岁，来自美国田纳西州。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今年1月23日，康恩先是把患有自闭症的6岁男孩从教室里拖了出来。随后，为了“顺利”关门，她又一脚一脚把男孩踢开。然而，仅仅四天后，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这一次，由于关门太快，男孩的头部被门打到了，抱头痛哭。事情曝光后，男孩被转送到了当地的另一所小学。而康恩则在今年8月被警方逮捕后保释出狱，目前仍在候审中。
无独有偶，同样是8月，美国内华达州一所幼儿园的教师尼娜·皮蒂因涉嫌虐待一名5岁幼童被警方逮捕。监控录像显示，皮蒂一把将孩子扔了出去，但她辩解称自己在和学生做游戏。目前，皮蒂面临虐童罪指控，已被警方逮捕。
根据美国儿童局的儿童虐待与疏于照顾数据库统计，2010有个准确的数字，全美共有695,000起虐童和疏于照顾案例，其中78.3%是“疏于照顾”，而真正身体虐待的占17.6%。 也就是说全美国每年约有超过12万的儿童遭受过身体虐待。到了2015年，美国儿童局的报告显示，美国儿童虐待死亡率是加拿大的3倍，意大利的11倍。据报道，美国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被虐待和被忽视。超过四分之一的受害者年龄小于3岁，年龄小于1岁的儿童受害率最高。
不仅是美国，“虐童”在其他国家的状况同样非常严峻。
1996年4月，13名面色惊恐、遍体伤痕的孩子从一个叫“恩宠园”的地方逃了出来，冲进日本千叶县内的4所儿童咨询所，控诉在儿童保护设施“恩宠园”里经历的、那犹如人间地狱般的一幕幕——这些孩子们，有的在“恩宠园”里被放入烘干机旋转、有的被套上了狗链子度日、有的被剥光后赶到水池里罚站……事件曝光后，园长被法庭以伤害罪判决有期徒刑8个月，其儿子以强制猥亵罪被判决4年的有期徒刑。
2016年初，东京一家托儿所内，一名女性幼师强迫一名在园幼儿吃下涂有芥末的炸鸡块，并且大笑着录下了孩子手足无措地哭泣的样子。该幼师目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期3年执行。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2016年度全日本的儿童咨询所共接到122578例虐待报告，比2015年度增多了19292例。
而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调查，2014年韩国虐童事件数量高达10027件，打破韩国史上最高纪录。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全国数据表明，在2015年至2016年，共有22万多名澳大利亚儿童被怀疑受到虐待和忽视伤害或有遭受伤害的危险。有证据证明，伤害率或伤害风险主要集中在婴幼儿身上。婴儿（1岁以下儿童）最有可能成为伤害对象，其次是1-4岁的儿童。
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报告则显示，在2016年，英国有超过58000名儿童被认为需要保护其免受虐待。大部分儿童在家中，学校，社区，遭受成年人和同龄人严重虐待。每20名儿童中就会有1人遭到性虐待，每14名儿童中就会有1人遭到身体虐待，但大多数孩子不会告诉任何人。残疾儿童比非残疾儿童受虐待的可能性高3倍以上。
反虐童体系的建立
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带来的是各国反虐童体系慢慢建立的历史。
据了解，美国第一例虐童案件曝光于1874年，遭继母虐待近8年的幼童玛丽被保护，当年纽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防止虐童协会。到1900年，全美成立了161个同类民间组织。到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并于1984年通过了《儿童保护法案》。
在美国防止虐童的相关法律中，最有特点的是“强制报告制度”及“剥夺监护权制度”。在《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中，大多数州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也就是当“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受到了虐待或被忽视时，需要举报。
在虐童“强制报告”方面，早期的报告主要来自医生举报。因为只有医生才具备相关医学症状的知识。他们会在发现孩子身体受到伤害时进行举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报范围拓宽到了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员，如幼教、中小学老师、警察、保姆、一些照顾孩子的特殊社会服务机构人员等。如有关人员没有尽到举报义务，就有可能受到包括罚款、监禁甚至承担民事责任等处罚。
关于强制报告，就有这样的例子：刚去美国、不懂规矩的外国人，在家里刚“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去超市购物把孩子忘在了车里，就会立刻被警察围住，当成虐童嫌疑人。这也侧面反映了强制报告的普遍性。
如今，美国50个州都有相关立法机构，这些努力大大减少了虐童情况。美国有成百上千个组织帮助受虐的儿童，各个州各个地区政府都有一个组织叫“儿童保护服务处”，专门做虐童事务调查，安排受虐待孩子的收养家庭等事项。美国目前有40万儿童不是生活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而是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这个组织在救助受害儿童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了虐待防治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信息情报进行统计。1998年日本成立“儿童虐待思考协会”，以儿童虐待为题材制成漫画，向志愿者介绍虐童工作现状。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设立了儿童访谈热线，与一些儿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联网，及时倾听虐待儿童的举报、此外，有关防止儿童虐待的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论文发表会等也在日本各地经常举行。
2000年5月24日，日本公布并实施《虐待儿童防止法》。2004年，日本政府对该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法律规定“认为有虐待的必须举报”，同时，语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标准。2011年日本政府对《儿童福利法》的修改中，强化了儿童咨询所和福利设施负责人的监护权托管权限。2015年，日本政府将受虐举报的电话改为三码的189，让举报变得容易。
此外，澳大利亚把儿童接触色情的东西也归为虐待罪，德国为遏制虐童专门设立了特定罪名“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法国、荷兰则将造成严重后果的虐童行为纳入到其他犯罪的规制范围里。
严格的管理
守住法律底线，利用立法规范幼儿园管理。
如今，在美国，私人幼儿园虽然占多数，但家长一点也不用担心在私人或者民办幼儿园管理不完善、师资队伍没保障、条件太差等问题。美国私立幼儿园的管理普遍也都相当规范。
以美国加州为例，幼儿园分为家庭幼儿园与幼儿中心或者日托所，不管哪种，都必须向加州社会事务部提交申请。无证就开办幼儿园，会面临每天200美元的罚款，甚至触犯刑法。
此外，全美幼教协会对幼儿园的管理制定标准。协会本身并不管理幼儿园，而是制定政策，这些政策来支持幼儿教育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面对马萨诸塞州或者加州这种比较富裕的地区，其标准就会高一些，因为这些地方孩子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像有些州经济相对落后，没有条件提供给孩子更多服务的机构和设施，它们的标准也就相对低一些。协会的责任就是帮助各州，尽可能一级一级把它们的标准提升到最高标准。
在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幼稚园振兴计划通过立法规范私立幼儿园，并支持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日本私立幼儿园的发展还受到《私立学校法》的保护与约束；振兴私立学校完善特殊教育法制保障。这些法规对民办幼儿园的位置、性质和管理有着非常详细的要求。同时，这些规定了政府给予私立幼儿园支持的条件以及幼儿园自身的义务。日本政府有严格的法律，对民办幼儿园实行科学管理。日本在1956年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幼儿园设置标准，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条件标准的公共和私人幼儿园设置提出了统一标准评价标准。
日本对私立幼儿园实行中央和地方对口管理体制。政府管理私立幼儿园的职能部门是知事直属的私学振兴局。各都道府县附设私立学校审议会。对私立幼儿园进行直接管理。在日本，设立私立幼儿园必须向政府部门提交较为详细的办学材料。这些材料主要包括设置目的、学校法人名称及课程、学校位置和校舍平面图、资产和财务管理等。审批程序十分周详，全部完成约需两年时间。
政府对私立幼儿园依法进行管理，私立幼儿园也具有自主管理权限。日本的私立幼儿园均有法人及管理机构，私立幼儿园明确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从资产运营来看，私立幼儿园具有财产使用权和经费使用权。如具有对幼儿园预算、借款和重要财产的处置权等。有的幼儿园设有监事，主要职责在于监察法人的财产状况及理事的工作情况。日本私立幼儿园的师资也由园所自主管理，从教师的聘用、晋升、工资待遇到解雇均由幼儿园自行负责。管理的制度化使得日本私立幼儿园得到更好的发展。
幼师入职门槛标准化
以英国为例，幼师入职门槛已经标准化。一个成年人要想进入早教机构成为有独立带班资质的老师，最少需要满足三个要求：至少高中毕业且接受过幼教培训，有前雇主或学校老师推荐信，无犯罪记录。英国政府对早教从业人员的学历资质制定了非常系统的等级，从最初级的第一级到最高级的第八级，每一级对应相应的学历和能力。
英国私立幼儿园对老师的要求至少是第三级以上，也就是达到高中毕业、大学预科的文化程度。公立学校幼儿园的老师入职门槛则更高，要第六级以上，也就是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第一级和第二级属于实习生，不允许在任何幼教机构单独带班。
在英国，所有会接触到儿童和残障弱势群体的岗位都需要应聘者出具犯罪记录证明。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份干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如果一个人一旦有过伤害儿童的犯罪行为记录在案，从理论上讲这个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从事直接接触儿童的工作。
除了资格审查，英国政府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量和薪资待遇等方面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英国卫生部严格规定了一名幼儿园教师被允许看护的幼儿人数：一位教师最多看护3名2岁以下的幼儿，最多看护4名2岁到3岁的幼儿，最多看护8名3岁到5岁的幼儿。政府部门会进行不定期的视察，确保幼儿园法人遵守规定，避免让幼儿园教师承担其无法应付的精神和工作负担。
根据英格兰政府2017年的规定，幼教教师工资平均年薪在1.8万英镑到3万英镑之间，最低水平大致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生起薪水平。员工也必须享有政府规定的和企业规定的员工假期等福利。
美国对“幼师资质”也有严格要求。在美国，公立幼儿园教师必须取得幼儿教育学士学位，而私立幼儿园或托儿机构的教师须取得副学士学位（通常是社区学院或两年制专科学校颁发的毕业文凭）。有的公立学校还要求教师入职后继续深造，甚至取得硕士学位。大多数情况下，要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必须经过教育专业训练，通过美国教育部认可的必修课程，还要接受社交情绪管理能力培训等。
胡适在《慈幼的问题》里将“怎样待小孩子”作为判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高标准。如何走向文明，还需要我们在保护孩子的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虐童事件上，没有人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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