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著的《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日前正式出版亮相。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提升市场治理能力和水平，强化市场功能发挥，促进投融资协同发展。
本书首次系统性地展望了下一时期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九大远景，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股权与债权、场内与场外、现货与期货、公募与私募有机联系、错位发展的多层次现代资本市场体系。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分9篇19章，包括综述、市场体系篇、市场主体篇、市场制度篇、对外开放篇、风险防控篇、法治监管篇、党的建设篇、展望篇，并附大事记、重要统计数据表格等，共计40万字。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投融资协同发展
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序言中总结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30年实现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主要得益于四个“始终坚持”：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领导。30年来，党中央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改革开放大局出发，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发展资本市场的规律，指引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突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和发挥枢纽功能作用的根本保证。
二是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资本市场日益成为经济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平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
三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30年来，不断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尊重市场首创精神，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依法监管，依法治市，以法治建设引领和保障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立足“新兴加转轨”的特点，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道路。
四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资本市场直接关乎上亿家庭、数亿人的利益，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于监管各环节、全流程，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提供更加有效的监管保护和司法救济，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他在序言中表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证监会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
易会满指出，证监会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形成合力。坚定不移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全面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全面提升市场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市场功能发挥，促进投融资协同发展，持久优化市场生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首次提出资本市场九大发展远景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一书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结合重大事件和重大改革举措，全面梳理了30年来资本市场建设的主要进展，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改革规律，展望发展前景。
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展望”一章中，证监会分析了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机遇、挑战和远景展望，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下一时期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九大远景，包括：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包容性、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股权与债权、场内与场外、现货与期货、公募与私募有机联系、错位发展的多层次现代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包括全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统筹推进交易结算、再融资、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关键环节制度创新，增强交易便利性、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提升市场治理能力；筑牢市场稳健运行的内在基础，建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体系。
资本市场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规范体系、高效的资本市场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资本市场法治保障体系。
资本市场监管效能显著提升。聚焦“数据让监管更智慧”，推动监管科技赋能，持续增强监管智慧和效能，大幅提高市场基础设施的信息化程度，基本实现市场和行业关键信息设备的自主可控。
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拓展。包括完善资本市场提供国际金融服务、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功能；股票、债券、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成为要素资源全球配置、便利跨境投融资和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交易场所，对全球优质资产的吸引力不断提高；沪深交易所加快构建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影响力明显增强。
市场主体竞争力显著提升。建设一批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构建权责匹配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完善审计、评估、法律服务、资信评级规则体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在资本市场各业务领域和改革创新中全面嵌入中小投资者保护要求，“制度健全、精准有效、内外协同”的投资者保护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多层级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市场生态更加良性健康。形成健全、有效、透明、内外部监督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企业文化、投资文化和监管文化更加健康成熟，基本建成与国民经济结构相匹配、体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特点的上市公司群体，持续回报能力进一步增强。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包括资本市场风险呈现收敛态势，股市杠杆资金保持在合理区间，股票质押风险有序缓释，风险类上市公司显著压降，债券违约风险稳妥处置，“逃废债”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伪私募”等相关风险分类化解，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全面纳入监管范畴，“无照驾驶”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权威著书呈现四方面特点
据了解，《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编写工作自2020年3月启动，到2020年12月基本定稿，期间经过了资料搜集整理、人物走访、实地调研考察、初稿写作、修改统稿、审阅审校等诸多环节，反复修改、数易其稿。2021年4月，书籍最终定稿并正式出版。
中证金融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本以记录史实为主的书籍，该书力求客观、如实地系统梳理中国资本市场30年改革发展脉络，重点反映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近10年的资本市场重大事件、重大改革举措和重要统计数据等内容。
该书主要呈现出四方面写作特点：系统梳理了党的全面领导对于资本市场30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官方组织编撰，证监会近50个会内部门和系统单位统一组织、通力合作，具备较高的权威性，很多统计数据首次对外公布；重在记录史实、述而不作，保证客观性；既统筹兼顾，也突出重点。
在谈到资本市场30年发展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重大事件时，中证金融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在30年的历程中，沪深交易所设立、证券法出台、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注册制等都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为推动资本市场重大关键性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和实施意见、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等。
近年来，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多次召开会议部署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证监会贯彻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资本市场“深改12条”扎实推进，风险防控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市场内在约束机制不断增强。
尤其是2020年以来，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并率先保持常态化运行，经受住了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一系列外部冲击的考验，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为抗疫和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 马婧妤）
来源：上海证券报
新华社上海11月18日电（上海证券报记者 李丹丹）中国人民银行17日在官方网站开设“央行研究”专栏，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
为何是“再论”？易纲曾于1996年和2008年，在《经济研究》分别刊发过《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和《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今年的这篇论文显然与前两篇一脉相承。细读这三篇跨度24年的论文，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提到，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
从直接融资的国际比较看，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彼时国有企业行为扭曲、负债率高、风险增大等，这反映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易纲建议，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有要求资本市场的内在动力。开放资本市场有风险，但不开放风险更大。他呼吁，要积极发展中国急需的用来直接融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不能操之过急。
而到了12年后的2008年，易纲撰写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显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出现改善，直接融资情况发生了改观。到2007年底，股票、债券、保险准备金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分别为85%、38.7%、10%，原来落后的金融资产结构下存在的问题部分得到缓解。当然直接融资发展空间还很大。该文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直接融资水平还较低。2005年底，我国非金融机构部门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为36%，而美国非金融机构部门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高达157%。
随后，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易纲在2020年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中分析了2008年至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
这就一定程度导致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10多年里，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易纲指出，直接融资涉及非银行经济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对法治和信用环境的要求更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增速较低，实体经济融资仍以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为主，导致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上升。风险向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集中，容易扭曲激励约束机制，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会扭曲风险定价，导致金融资产总量过快膨胀和部分资产质量下降，放大金融风险。
易纲建议，发展直接融资根本上要靠改革开放。只有发展好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才能够减少对银行债权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而实现在稳住杠杆率的同时，保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的目标。在推进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让投资者真正通过自我决策，在承担风险的同时相应获得投资收益。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发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创新发展。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几年，推动实施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并逐步取消了外资对境内金融机构控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扩大了金融开放，这有利于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做法，推动国内竞争和改革。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普通法系国家直接融资发展得要更好些，我国可以学习借鉴发展直接融资的经验。现在国内对财富管理、养老及健康保险等需求很大，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这方面国外发展时间长、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通过扩大开放，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政策研究是现代中央银行科学履职的重要基础工作。长期以来，人民银行一直践行“研究立行”理念，在决策中始终坚持“研究先行”，把研究工作作为科学决策的谋事之基和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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