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不但以独特的风貌显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语言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随着《金瓶梅》研究的升温，对它的方言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本文对近一二十年的《金瓶梅》方言研究作一简单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以理性代替热情，提高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关 键 词： 金瓶梅， 方言 ， 地名 ， 考证。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一部“奇书”，它的“奇”除了表现在以高超的文学手法，极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外，还表现在语言上，作品中的人物是那样生动，与它的这种语言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可以说，它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真正以口语写作的作品，在近代汉语的发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金瓶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方言研究成为其中的一个热点，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是方兴未艾。
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当中虽然不乏语言学者，但更多的则是文学研究者，有的甚至只是文学爱好者。研究队伍良莠不齐，直接导致研究水平颇为参差。本文拟对此前一二十年《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作一简括，对存在的诸多问题略表一己之见，有得罪方家之处，尚祈谅察为盼。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一
《金瓶梅》在语言运用上的特色，其实早在它刚刚问世之际就被发现了。较早透露出《金瓶梅》信息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所谓“时作吴语”，显然是指补刻的这五回，言下之意大部分原作则非以吴语创作，此理甚明。
此外，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金瓶梅》在语言上的地方特色是很明显的，否则，沈德符不会特地将“吴语”作为后补的这五回与原作的重要区别。不过，他为我们留下了悬念，既然不是吴语，那是以何种方言而作呢？
一、主流——山东方言说
《金瓶梅》问世百余年后，陈相在为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作跋时就发现书中有山东土白[1](序言引)。到了近代，黄人确认《金瓶梅》中用的是山东话：“小说固有文俗二，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2］（P678）
他不但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而且肯定它是最早以方言进行创作的古代长篇小说。进入现代，郑振铎先生对《金瓶梅》的方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其间的。”[3]
他在解放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4］（第六十章）
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5］鲁迅先生也说：“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6］（P108）
此后，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山东说”一直是主流观点[1]。颇耐人寻味的是，鲁、郑、吴都是浙江人，但他们都坚持《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
但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结论都缺乏具体的求证过程，只能算是阅读后的一种直感。
进入八十年代，又有赵景深先生仍坚持山东方言说：“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山东峄县话，而不是常州话。”[7]
吴晓铃先生也说：“书中大量出现山东方言（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至于南方方言，经分析均由《水浒传》转引而来。”[8]
而后张远芬先生用力最勤，他在推出《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的同时，以多篇论文论证《金瓶梅》中的方言是山东峄县方言。他首先承认有些词语如胡博词、走百病儿、没脚蟹、不伏烧埋、鬼胡油等，峄县人并不懂，这样的词约不到200个，在他选出的800个方言词中不到1/4。
但更多的如大滑答子货、咭溜格剌儿、涎缠、戳无路儿、迷溜摸乱、啻啻磕磕、茧儿、掴混、格地地、猎古调儿等600多个词语，则是峄县人都懂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些方言是峄县所独有的，他甚至还挑出十几个词念给峄县邻近的人听，据说他们都听不懂[9]。
此后，陆续有张鸿魁、傅憎享、鲍延毅、王莹、张鹤泉、许进等支持山东方言说。在这种观点的内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是鲁南话（张远芬、鲍延毅、许进），有的主张是鲁西话（张鸿魁、王莹、张鹤泉）。
需要说明的是，持山东方言说者大多并不否认书中也有少量吴语，并认为这些吴语是在传抄、添补、刊刻过程中后加上去的，不为原始抄本所有。
二 次主流——吴语说
比较早提出《金瓶梅》所用语言为吴语者为清末陈蝶仙，他在《樽边录》中谓：“《金瓶梅》及《隔帘花影》等书有呼‘达达’字样。‘达达’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尝举以问余。余笑曰：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闻之。越人笑骂，尝有‘妈同我达达’之语，是其‘达达’之意，即犹‘云云’之谓也。”［10］
到了四十年代，姚灵犀在他的《瓶外卮言》中就也对山东说提出怀疑，他说:“……兹有质疑之处，全书用山东方言，认为北人所作，实不尽然。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11]
进入八十年代，朱星先生重提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旧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也涉及书中的方言问题，认为山东方言说并不准确。
他说：“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吴晗都被蒙过了”，“《金瓶梅》只有潘金莲等人在口角时才多用山东方言。
西门庆说话就用北方官话，有的官场客套话还用文言。至于一般叙事，都是用的一般的北方话，即所谓白话文”；“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淄博、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应该说《金瓶拖》中写妇女对骂用的是清河县方言。”[12]
他同时还举出一些词语如达达、鸟、忒、倘忽、一答里等，认为这些都是“吴方言”。
戴不凡先生也明确持吴语说，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所举词语有“掇、杌子、床、事物、黄汤、挺觉、花黎胡哨、小后生、劳碌、事体”等；不过，他也承认有些吴语词如“达达、安置、撂、哗哩礴剌”等，苏州人并不使用，所以他“颇疑为此书润色加工之作者并非苏州一带之吴侬，而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13]
其后，黄霖在比较了《忠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活》的文字异同后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习惯于吴语”[14]，“《金瓶梅》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俚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吴越之语。”
他举出的“小顽、吃(茶、酒)、家火、呆登登、馋劳痞、鸭、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洋奶、合穿裤、做夜作”等，认为“似乎都是吴语”[10]。
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首先指出有些日常用语，虽然山东话里常用，但河南、河北话里也有，所以这些只能算是北方话通语。如达达、花里胡梢，这咱晚、那咱晚、多咱，扯淡、拾掇、扁食等；她还认为另外的一些日常用语，可能也不是山东话，如库、拔步床（白步床、八步床）、毛司、黄芽菜、肉圆子、卵、厨下、老娘、抹牌、斗牌等。她还举出的吴语词并不太多：田鸡、常时、丁香、人客、房下、原旧、膀蹄、白渫（左火）、下饭、扌扉（石扉）。
她的结论是：“《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我们不妨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15]
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吴语说”的持论者大多只是证明《金瓶梅》中有吴语，并不认为此书主要是以吴语写成的，这与“山东说”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戴不凡、张惠英都是如此。
除上述几种主要说法，其他还有山西方言说、河北方言说、河南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东北方言说、徽州方言说，乃至远至陕西、兰州、内蒙西部、福建、湖南平江、江西临川、云南、伍家沟等。
综观诸家说法及其争论，笔者有如下印象：
其一，大都将方言研究与作者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方言的目的或隐或显地带着功利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为提出作者新说找根据；
其二，这些研究大都缺乏科学的方法，没有严密的考证而轻率地下结论，且各说各话，互不服气，颇有点“混战”的味道。
当然我们也看到，与这种“瓶外学”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确也有部分语言研究者，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以《金瓶梅》方言为对象，进行着真正的语言学研究。
《金瓶梅》跋
二
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局面，让人喜忧参半。一部四百年前的小说，还能激起后世如此多的共鸣，引起大家如此热烈的争论，这显然是一件好事，表明了《金瓶梅》在创作上的成功，体现了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力。
人们对《金瓶梅》的巨大兴趣，固然与其独特的内容有关，更与它的写法，尤其是在语言上创新有关。
试想，我们竟然在一部数百年前的古代小说里“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一些似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受啊！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照此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研究结果。我们不得不思考：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把方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解决某些文学研究的课题服务不是不可以，事实上，如果运用得好，它会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来，其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起码对人是有启发性的。
但就目前的《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而言，显然是热情有余，科学性不足；外行人太多，专业人士不足。
（一）方言的语音如何确定？
那么多人兴趣十足地进行着有关方言的争论，那么什么是方言？如何确定一种方言？
我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不少研究者并没有搞明白。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家的说法：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一个大的区域方言，包括大体上近似的而有个别差异的许多地点方言。例如，官话方言是个区域方言或叫地区方言，天津话、济南话、武汉话、成都话等就是地点方言。[16](P1)
方言与那种方言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差别表现在哪里？
近人研究汉语方言，着重语音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虽然不够全面，但在草创阶段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长期的书面语言的统一对各方言有很大的约束力，方言间的词汇语法差并往往是细微的，不是十分显著的。[17](P7)
所谓语言的要素是指：语音、词汇、语法。就是说，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要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虽然三个方面的表现不是完全均衡的。方言作为共同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
就汉语的各地方言而言，最一致的方面是语法。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就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18］(P13)。
至于词汇，它的变化虽然比语法快一些，也还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说，汉语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比如吴方言与北方话，尤其是同属北方方言的山东话、河北话、天津话、北京话等，它们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主要是语音。
山东人学普通话，并没有多少新的词汇要学，一般来说主要在声调上作相应的变化，如“我们”在山东话里是第二声和第一声（wo2men1），只要变成第三声和第二声（wo3men2）就行了。所以，判断方言的主要根据应该是语音，而非词汇。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所谓《金瓶梅》方言“研究者”都不明此理，功夫恰恰都用在词汇的搜集与解释上，只要发现一个“面熟”的词汇，不论“口音”对不对，就毫不客气地归入自己的方言内，将之视作自己的“研究发现”。
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当然也是非科学的，这也是造成同一个词汇，有人说是山东话，有人说是河北话，还有人说是吴语的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
比如“一抹儿”这个词汇，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口语中都存在，而且含义也大同小异，但读音并不相同，当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它说成是山东话、河北话或者山西话呢？
虽然在字面上我们似乎“认识”它，但它的声调是北京话的两个阴平呢，还是山东话的两个上声呢？这无从判断，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方言。
这种望文生“音”的毛病有时连语言学家也免不了。《金瓶梅》中有一个常用词“合气”，如《金瓶梅》第九回 “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和甚人合气？……”第六十四回：“如今春梅姐又是个合气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里。”
这个词中的“合”应该如何读？我翻检了多部辞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注为“hé”。但从现在仍然存在的语言现象看，并非如此。
“合气”，吾乡徐州及周围地区读作“géqì”，而不是“héqì”。李申先生著的《徐州方言志》就收入了这个词，但他写成了“格气”，释为“因闹意见而生气”。其实“格气”即“合气”。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你那索儿颇重，一时捆坏他，阁气。”这里把“合”写成“阁”，正说明二者应是同音。蒲松龄在《聊斋俚曲集》里则把这个词写成“咯气”，可见清代山东地区也是这个读音。吴振清《河北、天津方言中元曲词语例释》谓河北部分地区也有“合气”一词，“合”亦读为“gě”，声调有小异。
事实上，口语中很可能就没有“héqì”这个发音，这说明辞典编撰者不是在进行方言调查基础上注的音。
（二）此方言与彼方言
实际上，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确定《金瓶梅》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就是说，你除了要证明《金瓶梅》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
但直到如今，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人力图做到，最终还是无法说服人。
如有的学者为了证明《金瓶梅》语言确属山东峄县方言，曾找了十几个方言词读给邻县人听，据说他们都不懂。而反驳者马上说，这些词语“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笔者请专门研究语言的同志协助调查，发现这些词语不仅和峄县同属淮北土语群的峄县邻邑如徐州人懂得，甚至不属于淮北土语群的其他华北次方言区的同志也懂得不少”[19]。
有人从《金瓶梅》中找出一百个词语，当成所谓“东北方言词”加以释义[20]，却被别人指出在这一百例中，至少有四十六例并不是东北方言，而是广泛通行于北方的词语，且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21]。
《金瓶梅》方言的研究者们似乎都在不断重复着这个错误，这也正是他们的结论难以服人的根本原因。
试想，当你不厌其烦地以自己的理解为那些各地都有的常见词语释义，并说这是你们家乡方言的时候，人们如何能相信你？
这种情况不止《金瓶梅》研究存在，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不少。如王古鲁先生注《初刻拍案惊奇》，就常注某词某词为“吴语”，如“转来、转去”注云：“吴语，同回来、回去。”“后生”注云：“吴语称年轻人做“后生”或“后生家”。
后来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就此指出：“其实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皖南也说‘转来、转去’。晋语、密语、闽语、客家话、赣语、皖南也说‘后生’。”[22](P321)
像这样一些使用范围颇广的词语，本来就是通用语，不能只根据它们在吴语中使用，就称之为“吴语”。再如《红楼梦》的方言，公认是北京方言。但也有人提出《红楼梦》是“京白苏白夹杂”，“纯粹京语和地道吴语并存”的作品。
所举吴语有惫懒、狼抗、物事、事体、事务、挺尸、下作、人客、黄扬、小菜、滚水、面汤(洗脸水)、麵子(粉状物)、杌子、齐整、痴子、獃子、闹黄了、老货、灌丧[23]。
反驳者马上将这二十个所谓“吴方言”词加以分析，证明这些词也广泛应用在其他古代戏曲小说中，如元曲、《醒世姻缘传》、《儿女英胡传》中就有惫懒、物事、人客、黄汤、小菜、齐整；《儒林外史》中也有事务、下作、灌丧、挺尸；《水游》、《西游记》、《金瓶梅》中也有狼犺、事体、滚水、面汤、杌子、老货；直到现在，“面子”、“闹黄了”还在北方口语经常使用[24]。
看来某些还保留现代吴语中的词汇，明清时很可能是通语，是小说家们所共用的词汇。
语言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仅知道某个词汇在自己熟悉的方言里有还不行，还要进一步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方言里；而要知道后一点，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调查，不掌握丰富的方言资料是做不到的。
正因为是方言词，其中不少在官话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所以小说的作者常常信手拈来，它究竟应该如何读，如何解，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但往往有人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结果就不免出笑话。
比如最早的一位“吴语说”主张者陈蝶仙，把书中极常见的“达达”释为吴语的虚词，作“云云”解，就很可笑。
“达达”在《金瓶梅》全书中出现极多，是书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其实这个称呼通行的地域十分广，西至陕西，南到江浙一带都有把爸爸称作“达达”的，只是读音稍有变化而已；都作“云云”解，会使书中的很多内容难以讲得通。
还应该指出，一些人研究《金瓶梅》方言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只是把它当成作者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常常先入为主，望文生义，甚至不懂装懂，强作解释，结果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
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写了玳安的一段话，极言李娇儿、潘金莲之吝啬：“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的紧。他当家，俺每就遭瘟来。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每莫不赔出来！”
有人把“会胜”解为“划算”的借字，“绑着鬼”解为“碰着鬼”，“绑”是“碰”的音转，然后断言这是安徽徽州方言，别人都不懂的。
然而“绑着鬼”在书中出现了四五次，以“碰着鬼”来解释就使语感很强的句子完全不通，本来很生动的口语变成了病句。
再如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句：“递了三钟酒与韩先生，管待了酒饭。江漆盘捧出一正尺头、十两白金与韩先生，教他攒造出半身。” 句子本来也很通顺，有人自己读不懂，却故作曲解，把“江”说成“端”的徽州读音，是动词[25]。
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漆不取液则自毙，……种宜腊月。朝鲜国有黄漆树，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
今广漆則黄，江漆則黑。”[2]此处“江漆”与“广漆”相对，很明显是指一种漆，“江漆盘”即用江漆髹涂的盘子。若把“江”理解为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捧”字，此句还成什么话？像这种点金成铁般的“研究”，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三）今方言与古方言
语言学家有过这样的忠告：印证方言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随意地说古代的某词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词。
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即使那些字面上看起来与现在完全相同的词汇，它的读音与含义也未必与现在完全相同，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出对应规律。
在这方面，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病，而这恰恰也是《金瓶梅》方言研究者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即使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了自己很熟悉的词汇，甚至“感到非常熟悉的乡土气息”，但在兴奋之余你也得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你的这些“发现”，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书中的一切都看成自己家乡发生过的旧事。
虽然某些词汇至今还活在你的家乡父老的口语中，但你如何证明这些词汇四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你的方言中？
反过来说，尽管某些词汇现在已经不属于某方言，但四百年前是否也是如此？这些问题都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
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语言三要素中，数词汇的变化最为活跃，试想最近十几年新词汇的出现，真有令人目不暇给之感；而回过头去看四五十年前的词汇，又不免生恍若隔世之叹！
几年几十年尚且如此，那么百年几百年词汇的变化又该如何？当然，考虑到现代科技、交通等因素的发展，古代的变化显然不如现代如此迅疾，但受到朝代的更替、人口的迁移、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方的方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某地的现代方言绝对不会与四百年前的方言完全对应，多多少少要有所变化。
比如《金瓶梅》中第二十四回详细描写了走百病，主山东说的学者承认“走百病”这个词峄县人是不懂的，因为现在的峄县没有这种习俗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代的山东也不存在走百病的习俗呢？那可不一定。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明明载“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游寺观，谓之走百病”，峄县正是齐鲁之乡，想来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明清时期走百病之俗遍布大江南北，南到广东、湖南[3]，西至陕西[4]，所在地域十分之广。
生活中存在着这个习俗，文学作品及方志中又常常写到它，所以明清时人们对“走百病”这个词不会觉得陌生，当时恐怕连方言词都很难算得上。
再如有人针对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所列的“吴语词”指出：“《蒲松龄集》和《醒世姻缘传》反映了十七世纪的山东话。而张文认为《金瓶梅》中非山东话的一些词语，在这两书中有。
例如：丁香、厨下、八步床、式、太、卵、帖、下饭、老娘、堂客、田鸡、黄芽菜、（左扌右扉）、（左石右扉）、房下、韶刀、不消、走百病[26]。可见，这些词语在十七世纪的山东话中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根据它们现在的方言归属就断言明代也是如此。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三
与古代小说中的方言研究相类似的是，也有人以故事中的某个表示官职、地名的词语，作为考证作者或作品成书年代的主要证据。
其基本方法是根据史书上的记载的职官或地名，与小说作品作相应的对照，以确定小说作者生年或成书的上下限。
从理论上说，这当然也不失为一个考证的方法，但要想使结论科学准确，有相当的难度。你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把这些地名或官职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到底始于何时终于何时，其变化情况如何，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尤其应该强调“说有易，说无难”的原则，否则便会产生明显弊病。我们可以举几个以职官、地名进行古代小说考证的例子：
(一)《水浒》第六十三回说关胜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
据清代孙承泽《清明梦金录》（注：此处所引书名有误，应作《春明梦余录》。）所载：“公(关羽)于(蜀)后主景耀二年迟溢壮缪侯，……(宋)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二年（注：原文作五年）又封义勇武安王，高宗二年加封壮缪武安王。”下结论说《水浒》中称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应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27]。
但据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四十六引《吴郡关祠宋刻》：“宋真宗祥符间，解州盐池减水。帝遣使持诏至州祈祷。使至，夜梦城隍告曰：‘盐池涸者，患在主盐池之神蚩尤也。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至今遗迹尚存。闻朝廷创立祖殿，蚩尤怀雠，故竭盐池耳。’使者闻神语，觉，回奏于帝。既而……盐池如故。帝遣王钦若赍诏至王泉山，致享祠下，以谢神贶。复新其庙，赐额曰‘义勇武安王’。徽宗朝加封崇寜至道真君。”
又明陆伸《太仓关王庙记》亦云：“伸尝考之，公在汉末封为汉寿亭侯，至宋祥符以来，始有义勇武安王之号。迄于元之延佑，则并诸号为一，多至八十余字，而滥极矣。”[28](卷四十)按照这两处说法，关羽封义勇武安王早在宋祥符（1008-1016）年间，比《春明梦余录》所说宣和五年（1123）早了一百多年。
如果此说成立，则“‘义勇武安王’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这个结论也就不成立了，而《水浒传》的这段描写的创作时间也要大大提前。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可信，显然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考证，不能匆忙地下结论。
(二)《水浒》第三回：“鲁达看见众人看榜，……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有人据《明会要》卷四十二谓明洪武三年始设各地都指挥使司，太原都指挥位司设于同年，认定《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洪武三年以后。
他还就《水浒》第五十回“我这个贤弟孙立……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一语，引《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国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挥使司。其后渐设总兵，事权最重”而断言《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明代中叶以后[29]。
今查“指挥司”《元史》中凡八见，如卷十“癸未，増置五卫指挥司。”卷四十二：元顺帝至正十年十月，“是月大名、东平、济、南徐州各立兵马指挥司以捕上马贼。”
而总兵府的设置也非始于明代，如《元史》卷一百一：“（至正）十一年十月，命随处展齐直隶各路总兵府，其站户家属令元籍州县管领。”“各路总兵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提点。”
那么说《水浒》的这段描写成于明中叶的结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了。
（三）有的学者为证某些所谓“宋话本”实乃元人作品，引《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保举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一语，认为这是元代人的说法，“因为宋代只有两浙路，不但没有江浙路，甚至没有‘江浙’这样的说法”，“元人习惯于把县说成是‘××路管下’”。
论者又据《元史·百官志七》谓元代设立江浙行省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断言这篇小说当出于至元二十二年后[30]。
那么，宋代究竟有没有“江浙路”的说法呢？小说作者是“想当然”，还是有所根据呢？查《宋史》卷七，有“己亥，遣使廵抚江浙路”之语，卷一百七十五又有“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之语，另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都有“江浙路”的说法。
至于“江浙”的简称，早在《北史》中就出现了，其后新旧《唐书》、旧《五代史》中也屡见不鲜；到了宋代更是普遍，仅《宋史》中就有一百九十五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一百五十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一百二十三处。
而“××路管下”的说法在宋代亦甚普遍，如宋张（左山右臬）《紫微集》卷十九：“未叙间，又为奏本路管下州军，多有待阙官员寄居”，宋綦崇礼《北海集》卷二十八：“契勘淛东一路管下州县，凭依山谷，边临江海”等[5]。
除了“××路管下”的说法之外，还有“××州管下”、“××司管下”、“××县管下”及“××管下”的说法，《宋史》中有十四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五十九处（仅第五百十九卷中就有四处），恰恰是《元史》中一处也没有，我们怎能反说这是“元人习惯”，“不符合宋人的习惯”呢？
《风月瑞仙亭》开头介绍男主人公乃“四川成都府一秀士”，论者也认为“这是元、明人的说法；……因宋代并没有四川路”[30]。
查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八：“上曰：‘无以逾王某矣。’进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制置四川成都府事。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臣昨任兵部，见四川成都府利州路经制买马司旧赏，如本务马……”由此可见，宋代没有“四川成都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论者又指《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亦非宋人作品，谓宋代只有“京东路”而无“山东”的地名，“所以，说话人如果说出‘山东’这样的地名来，一定把听众弄得莫名其妙”[30]。
但“山东”无论是作为行政区或是地名，在《宋史》中出现了多达二百多次。从《宋史》中多次出现“山东京东路”、“山东京东招抚使”的说法来看，“山东”应系地名，不是指行政区，与“京东路”并不矛盾。
地名问题比较复杂，某一地名在长期的沿革、演变过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化极多[6]，有些地名虽经官方改过了，但民间是否就不用了呢？民间艺人在使用地名时是否与正统文人一样呢？
通俗小说是否与正史能保持一致呢？如果把这些可能都考虑进去，我们在下一个结论时就更要非常小心才行。
《金瓶梅诗词解析》
四
把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但是可能的，也是提高文学研究的科学性的一个途经。事实上，语言学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通过考察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规律，为作品的断代提供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笔者以为，无论在研究的态度还是采取的方法上，语言学研究者都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比如从词汇的角度看，近代汉语中的时间副词“便”出现得早，“就”出现得晚。梅祖麟先生考察了共250年间（公元1200- 1450）的十几部包括多种文体的作品中的“便”和“就”的使用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便”的比例逐渐下降，用“就”的比例逐渐升高，大致可分为三期：
(1)1200—1300年，副词“就”不见或罕见，《孝经直解》中只有1个副词“就”。
(2)从1300一1400年，“就”字少见，如《水浒》、《老乞大》、《朴通事》中，平均至少要碰上四五个“便”字才会碰上一个“就”字。从1400一1440年朱有镦创作时期，有时“便”与“就”之比为3∶1。
(3)从《正统临戎录》中可以看出，1450年以后，“就”的出现频率已超过了“便”。另外他还统计了几种戏曲不同版本之间宾白中的“便”与“就”的使用比例，结论也很相似。于是作者得出如下的断代标准：
(甲)“便”“就”比例超过6∶1(比如5∶1，4∶l等)的作品一定是写在1300年以后；超过2∶1比例一定是写在1350年以后。
(乙)“便”“就”比例等于或超过1∶1(如1∶1．5，1∶2等)的作品一定是写在1400年以后。
(丙)以上标准只能用来确定某篇晚出，不能用来确定某篇早出(即：“就”的比例大可以说明作品晚出，但“便”的比例大不一定说明作品早出，因为后代的作品可以仿古而多用“便”字)[22](p297)。
日本学者佐藤晴彦首先比较《平妖传》二十回本和四十回本入手（《平妖传》二十回本为罗贯中所作，四十回本为冯梦龙所增补），寻找冯梦龙的语言使用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去考察“三言”中的作品，以确定哪些作品是宋元旧本，哪些经过了冯的修改，哪些是冯的新作。
比如他总结出在表示“难道”、“怎能”时，冯梦龙使用“难道”、“终不然”，不用“不成”、“终不成”；在“恁般”、“恁地”中，常用“恁般”；在表示“也许”、“是否”之意时，在“莫、莫不、莫非”三个词中常用“莫非”，决不用“莫”等，一共有十三项。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三言”，《古今小说》的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很可能是冯梦龙创作；而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很可能是宋元话本，冯梦龙略作修改[22](p302)。
朱德熙先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用语法研究的方法考察古代小说中的方言，相对于大多数望文生义式的方言研究，显得更为科学。论文作者在对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发现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第一种是“VP不VP”的形式，如“去不去？”、“喝水不喝？”北方官话、大部分西南官话、粤语、闽语以及大部分吴语里的反复问句采取这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可VP”，如“你可相信？”吴语的部分地区、西南官话的部分地区和下江官话的部分地区采取这种形式。
作者还进一步发现，这两种形式有相互排斥的特性，就是说，二者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作者又以此结论验之古代小说，取《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五部书为例。
在考察“可VP”的时候，作者利用的是《西游记》和《儒林外史》，从二书中收集了大量例证，证实二书作者所用的反复问句与他们所在的方言点（淮安[7]、全椒）相一致，即采取“可VP”的形式。考察“VP不VP”形式时，用的是《金瓶梅》、《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结果发现《金瓶梅》中的反复问句大部分是“VP不VP”形式，说明作者用的是北方官话；但也发现少量“可VP”形式，且绝大部分集中在第53-57回里，恰符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所云这几回系陋儒补入，“时作吴语”的情形。
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则较复杂，两种反复问句形式都存在，而且《红楼梦》里的“可VP”形式比《儿女英雄传》多，《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的“可VP”形式比后四十回多，这反映了二书作者语言运用上的复杂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31]。
笔者认为，就《金瓶梅》方言的研究来说，张鸿魁先生的方法是目前最具科学性的，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启发与借鉴。
张先生的研究成果除了几篇有关论文，主要集中在他的《金瓶梅语音研究》一书中。如前所说，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对于语音研究者来说，除了那些专门的韵书韵图（而这些书又常常有因袭前人而掩盖语言现实的毛病），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语音材料是很少的。
但《金瓶梅》一书似乎是个例外，它的独特写法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活的语音材料，只是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发现它们。张鸿魁先生巧妙地利用了书中大量存在的谐音、通假、词曲材料，整理出大量同音字，再跟《切韵》、《中原音韵》反映的语音系统进行分析比较，构制了《金瓶梅》声韵调系统的框架，推测当时的轻声、儿化等音变现象，不但被业内专家赞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32]（李序），而且令人信服地解决了某些文学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他通过对书中的谐音修辞、俗字的运用及词典用韵情况的细致分析，总结了作者用词的语音特点，如入声辅尾的消失、m尾n尾的合并、ng尾的独立等，据此得出结论说：“《金瓶梅》的语言反映了当时鲁西方言的特点”，“《金瓶梅》作者不可能是操吴语的南人。
作者的方音发展到今天，尽管可能有相当大的变化，但绝不会再恢复浊音，恢复辅间韵尾，等等。就是说，不会发展为今天的吴语。”
另外他还经过进一步观察，根据书中入声字脱落辅音韵尾的韵类分化走向，如：“郝贤”谐指“好闲”，“鹤、学”和“桃”押韵，“脚”和“跑”押韵，“落”和“赵、叫”押韵等特点，审慎地下结论说：“《金瓶梅》的作者的方音更像今天的冀鲁官话，即河北和山东接界地区的方音。”[33]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科学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也因此，笔者以为《金瓶梅》方言的南北之争应该画上句号了。
作为古代小说史一部独具特色且极有价值的作品，《金瓶梅》的研究必然还要继续下去，它的语言研究也不会止步。
但是，像前些年那种群说蜂起，瞎子摸象式的研究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徒费笔墨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少人总想为找到《金瓶梅》作者作贡献，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把方言问题作为一个证据，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确定了书中是何种方言（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是可以做到的），也不会对确定作者有多少帮助。
与其花费那么多精力做无用功，不如干脆把《金瓶梅》方言研究与作者研究脱离开来，组织以语言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对《金瓶梅》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系统的分析，建造一个《金瓶梅》方言的自足体制，庶可对其在近代汉语发展史的重要价值的认识更进一步。
《漫话<金瓶梅>》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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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五十年代有赵景深：“书中山东话不少。”（《谈〈金瓶梅词话〉》，1957)李西成：“《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的。”(《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1957)张鸿勋：“书中多用山东土语。”(《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1958)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196）
[2]《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曾引此句，谓“宓山谓广漆黄，江漆黑。予谓黄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黄也。”顷见网上有散文《姑苏赏雨》也写到“江漆”：“洗得乌黑发亮的瓦和江漆斑斑的高棂，使她有种诗意的美丽，而这样的美丽，唯有雨天我才得一见。”
[3]《广东通志》卷五十一：“ 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琼台志》云:“十六夜，男子稍避，妇女聚出，或探亲、抛桥、揭庙，名曰走百病。”嘉靖《常德府志》云:“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
[4]《陕西通志》卷四十五引《临潼县志》：“十六夜妇女出游谓之走百病。”
[5]另外还有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九及《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中的两处。
[6]如北京从西周至今有过十几个名字。
[7]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学界还有争论，此处姑采传统说法。朱德熙先生的结论，至少说明吴承恩位于《西游记》所用的方言区内。事实上，本文只推崇这种研究方言的方法，并不认为方言的确定会对确定作者有多少作用。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原文载于《南开学报》2005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教育沙龙】
学习二十四节气，只记住节气歌还不够——
节气教育 在土地上，在生活里
光明日报记者杨飒
访谈专家：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王德岩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师郭晨光
2022年2月4日，大年初四，立春，第24届北京冬奥会盛大开幕。开幕式倒计时，从“雨水”开始倒数，历经二十四个节气，最终落至“立春”，盛会缓缓拉开帷幕。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倒数，惊艳世人，被誉为“中国式浪漫”。二十四节气作为古老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一，被称为“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申遗成功，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学校里，不少节气课程、节气活动也纷纷开展起来。校园里的节气教育应怎样更好地开展？在现代中国，如何让这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日常？记者特邀请相关专家，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一校学生学习画与“雨水”节气相关的花伞。赵敬东摄/光明图片
贵州，“雨水”节气春耕忙。新华社发
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展示的是文化自信
记者：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二十四节气做倒计时形式，被广为夸赞，您认为这对二十四节气的传播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晓峰：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巧妙使用了倒数二十四节气，编排得别具匠心，这个环节让全世界一下就注意到中国有二十四节气这样辉煌的时间文化。二十四节气展示的美，是中国时间文化之美。春来冬往，四季相承，大自然在时间的循环中，为我们展示出生命的魅力——从萌动、生长、凋零到沉潜和等待。作为一个研究二十四节气的学者，我高兴中国时间文化之美能通过这样特别感性又饱含深刻抽象的形式展示给全世界，更高兴这会让更多中国人关注到二十四节气。
时间的文化是牵系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文化。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在古代，而且到今天依旧是我们时间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东亚国家时间生活的重要部分。犹记留学日本时看到每个节气起始的日子，电视台主播会特别播报“今天是白露”“今天是夏至”。在韩国的电视里也是如此。在中国已被认定的42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二十四节气特别受关注。从餐饮到服装再到各种艺术设计，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都看得到二十四节气的影子。我们看到有才华、有创造性的人们，正在努力把二十四节气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陈连山： 二十四节气是简明的物候历，是传统历法中的纯阳历部分，跟世界通行的公历十分一致。用二十四节气来代表中国文化，突出的是中国与世界共通的一面，自然也更容易使外国人理解。假设一下，如果我们用阴阳合历性质的夏历（即农历）来做倒计时呢？那倒是完全中国化的，能够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能够显示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他者”，但可能淡化我们与他国人民的共性，不利于沟通理解。因此，这次选择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已经在“地球村”站稳了脚跟的自信。
王德岩：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所展示的，不只是一个个的数字，一个个孤立的点，它是带着中国人的天地人物间四季流转、生机勃勃的文化世界向我们袭来的。每一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古诗词、古谚语，与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影像融为一体。这很中国！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幽雅意境和智慧情感的展示。它唤起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文化感动和文化自信，也向全世界显示了文化多样性的独特风华。
开幕式倒数内含着中国传统的美感和智慧，表现方式却是现代和青春的。它以作诗的手法来完成节目，以“赋比兴”为手法，所有画面都依托诗词的意蕴，用超高速的拍摄方式表现古诗词的意。它所展示的以二十四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唯美、智慧、青春的形象，将长久地影响之后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文化的学习、了解和体验。它本身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化大课堂。
郭晨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太阳历、农业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发展，二十四节气的创制就是源于种植庄稼、安排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人通过对四季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精心地观察活生生的物候，来确定是否播种、插秧、灌浆等，这是先民在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诸多生存难题，产生的朴素的生存智慧。二十四节气是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大国的文化自信，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超越国界的节气文化圈，某些节气甚至是全球通用语言。倒计时把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日月之行，四时皆有常法”，即人与自然、世界和谐共生、睦邻友群的理念，借助立春这个万物生长的日子，从中国走向全球、最终融入世界。
在学校教育中普及二十四节气知识
记者：二十四节气在大中小学里的教育价值是什么？如何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大中小学的教育中？
陈连山： 其实，记住二十四节气歌非常简单——“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其实，农业时代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比工业化时代要强很多，二十四节气就是古人对于一年之中大自然变化的精准认识，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比如，今天我们都使用公历，我们的时间观念都是几月几号这种纯粹的数字，对大自然的时间节律缺少直观认识。而二十四节气作为“简明物候历”，它的名字就直接描述了大自然的时间节律。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是四个季节开始的日子。春分、秋分，是白天黑夜长短相等的日子，冬至是夜晚最长，此后白天越来越长，谚语说“一天长一线”。而夏至是白天最长，此后夜晚越来越长。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对大自然时间变化的描述是科学的。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化性，还有利于现代人更好地体认大自然的时间变化。所以，应该在学校教育中普及这个知识。
王德岩：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二十四节气最独特的教育价值在于它的综合性。它不只是抽象的思想理念，也不只是具体的技术或活动，它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天、地、人、物的生命关联，涵盖了天文、地理、气候、农事、文学、艺术、仪式典礼、生活习俗、饮食养生等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和生活最好的窗口。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要求中小学开展节日纪念日活动。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中华传统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开展介绍节日历史渊源、精神内涵、文化习俗等校园文化活动，增强传统节日的体验感和文化感。
由于二十四节气文化的综合性，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会有二十四节气的相关内容，但这些渗透是零散的，学生感受了诗的美感，植物的生命节奏，日月星辰的转换，却并不能就把它们纳入二十四节气的体系中。因此，需要系统地学习二十四节气知识，把这些零散的珍珠都串联起来。
刘晓峰： 思考二十四节气的普及教育，让我想到二十四节气知识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知其然，最适合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要是在教学中让孩子们都学会背诵二十四节气歌，记住有哪二十四个节气。第二个是知其所以然，适合中学阶段的学习。比如在历史和地理课中，集中编入有关二十四节气的章节，除了介绍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让中学生深入理解二十四节气的核心内容，还要教学生们懂得，二十四节气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时间文化的结晶，这已是第三层面的内容。与此相关的知识学习，从中学阶段一直延展到大学阶段。
节气教育要强调系统性
记者：学习二十四节气，真正应学习些什么？应如何避免照本宣科、生搬硬套？
陈连山： 背诵节气歌、模仿节气习俗是最简单的节气教育。在依然保存着二十四节气习俗的乡村，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文化活动。我小的时候，立春吃春卷，冬至吃饺子还普遍。当时的方言里还有一个词语叫“打春”，就是立春的别名。为什么把立春叫“打春”？因为过去立春是一个节日，地方官要举行打春牛仪式，以提醒农民准备春耕了。问题是乡村文化过去被歧视，甚至被批判，消失得很快。现在城市里基本没有相关习俗了。
学习二十四节气的关键，是理解它的性质是中国传统阴阳合历中的纯粹阳历部分，是对太阳周期运动引起的大地变化的更加精准的时间制度。作为一种符合自然变化的科学结论，它既可以指导古代的农业生产，同时也能指导现代人更好地体验大自然的周期性变化，帮助我们更好地体验自然之美，更好地顺应自然地生活。
王德岩： 节气歌很好地概括了二十四节气及次序，背熟它大家都会很受用。模仿节气习俗也很好，模仿是一切学习和深入的开始，慢慢地深入其中，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
但这只是初始，只是一张地图。我们不可能只通过看地图领略大好河山，必须真正行万里路深入其中。学习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是系统性，系统学习它所包含的整个文化体系，了解它所包含的天文、时节、物候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风土、农事、风俗、节庆，最终能体验中国人生活韵律之美。
教育部要求把二十四节气等与校园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增强传统节日、节气的体验感和文化感。师生可以发挥最大的创造性，通过各种活动，通过各个角度进入二十四节气文化，诗词、物候、植物、动物、地理、节庆、饮食等，二十四节气首先是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方式，活动越接地气，越生活化，越能跟本地的物候和动植物结合，就越能体现二十四节气的真正意义。
在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特别是教育部的通知颁布后，很多学校已经实现了二十四节气进课堂。学校可以开设二十四节气专题课程，让每个学生随着二十四节气走过一年四季，认识、体验和实践二十四节气。也可以让二十四节气在各类课堂呈现。
让节气教育全方位融入日常生活
记者：二十四节气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总结形成，是否适合其他地区？二十四节气与传统农事活动息息相关，服务于农民，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里几乎不接触农事的孩子来说，节气教育如何更好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合？
陈连山： 《淮南子》主要是总结中原地区的物候，立春的物候是“阳冻解”，即地表解冻。这太具体了，肯定无法适合全国。之所以把二十四节气称为“简明的物候历”，就是发现二十四节气把物候抽象化了。例如，它只说“立春”，各地百姓通过本地的实际物候再加以描述。河北保定地区谚语说：“立春一日，水暖三分。”冰化没化？“惊蛰化不透，不过三五六。”惊蛰才化。古人就是通过把二十四节气抽象化，使它可以适应全国各地。现代气象学家发现，虽然南北方立春的物候表现差异巨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立春之后，南北方都会出现气温迅速上升的情况。所以，“立春”这个名字是可以适合各地的。
因此，学习二十四节气，只记住节气歌还不够，还需要了解本地的节气谚语。这样才能更加精准地把握本地区的物候变化。城市人距离大自然更远，更需要通过二十四节气来间接地了解自然物候变化。
王德岩： 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体系最根本的依据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它虽然与传统农事相关，但农事只是它应用的一个方面。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周而复始的变化，对所有人所有活动都是共同的。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不管江南还是江北，学习了二十四节气后，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细节，初步体会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物候可能不一样，在北国还是冰雪的时候，江南已经花开，但是春夏秋冬的转换是一样的，随着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身体、心理、饮食调整是一样的。南北东西的不同，正是二十四节气文化多样性丰富性所在。
城市里有各种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有城市山林，不远的地方也有郊野的田园，这是学生都可以接触的物候。现在很多城郊农村都建有农事体验园、自然生态园，可以建设与学校合作的体验基地。很多学校自身也建有农事、动植物体验园，校园景观、植物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学校可以开发不同方向的课程，可以设计出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各种文创产品。
所以二十四节气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体验其中天人合一的文化，建立对于时间节律的敏感性，体验中国人的生命节奏，体验相关的诗词情感、生活美学、文化习俗。
郭晨光： 不同纬度和地理环境在同一时间的气候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二十四节气本身就蕴含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哲学思想。我们要让孩子感受的是自己身边的那片土地和物候。除了聚焦课内主线实践观察外，可以组织孩子们在郊外田野观察真实的物候，体验农耕。借助互联网，在每一个节气，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候观察和对比，记录不同纬度和海拔适宜种植的不同类型的植物、同一种花朵开放的先后顺序。在此我们强调，不能只有一次体验，而是把课程的时间长度扩展，让孩子们观察、记录物候的变化以及农作物的生长，享受色彩斑斓的自然时间生活。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08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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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TheAttributionofDialect一般来说不会错了你的文章对方言的归属是什么定义?你先大概讲下你的论文是什么内容,这样一个题目,没有语境,我们很难...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中国文学分为古典、现代、当代三类,它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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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是书画作品,不行——它以形象視觉诉诸读者,不属语言文学。倘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诗歌涉及或者专述民俗,我以为都是可以讨论的。对其深入研究,写...
大学时写的论文也是关于“潘金莲的人物形象”,也认真读过这本书,很有感慨。《金瓶梅》在文学史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金瓶梅》中国第一部市井小数,第一部有文...
右键——设置属性——高级模式——自定义短语设置——添加新定义——开始自定义词库——输入内容——确认添加——完成(对输入内容举例说明:比如你...
[最佳回答]毕业论文题目1.现代汉语语音研究2.汉语新词语研究3.汉语外来词语研究4.汉语字母词研究5.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6.汉语修辞研究7.汉语多音字研究8.汉...
初看此题,心想终于可以含笑作答了。我,作为一个曾在湖南生活多年的青少年,对湖南有着很深的情节。因此,对于湖南有多少方言问题,我还专门做过调研,并写过...初...
[最佳回答]据人家研究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参考相关研究论文,例如《江南方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大同方言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