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5日，王湘浩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槐林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桂山靠耕种几十亩农田和卖药为生，有时也在村中免费行医。王湘浩幼年时，父亲便鼓励他好好念书，希望他长大后做个教师。叔父王含英，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去美国学习经济，回国后在西北大学任教授。大学时代，王湘浩在家与张宜真女士结婚。贤妻在家操劳家务，侍奉公婆，支持王湘浩在外学习和工作。他们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王强和女儿王坤健均攻读数学，次子王康攻读计算机科学，可谓子承父业。
1931年，王湘浩在河北深县第十中学初中毕业后，在父亲和叔父的影响下，考取天津北洋工学院附属高中。当时这所附中实际上是北洋工学院的预科，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本科。王湘浩自幼聪明好学，对数学尤其喜爱，在中小学期间，数学成绩一直很突出，但是图画和手工课程的成绩却不好。由于读北洋工学院附中需为升入工科作准备，要学画机械图,这使他很难应付,逐渐失去读工科的兴趣。
1933年王湘浩高中毕业后，放弃了直接升入北洋工学院的机会，而去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算学系(数学系)。到北大学数学，如鱼得水，才能和兴趣同时得到发展。他勤学不倦，沉着自信，成绩突出，成为班上的高材生，在三四年级期间，每年获得240元(大洋)的最高奖学金。
1937年夏天，王湘浩在北大数学系毕业。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开始南迁。 他先回到河北原籍，又由原籍去西安找叔父王含英，在西安流亡学生登记处办了一张免费车票，即去长沙投奔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在长沙经历了一段穷困日子，直到江泽涵教授赶到长沙，答应留下他做临时大学数学系助教，才摆脱了生活无着的困境。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王湘浩在西南联大当了两年助教后，于1939年做江泽涵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拓扑学。当时江组织过一个拓扑群讨论班，王和孙树本都是讨论班的成员。据孙树本回忆：王湘浩经常在讨论班上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使得讨论十分深刻。为了思考问题，他经常彻夜不眠。这种执着精神，正是他后来去美国留学，取得突出成就的基础。1941年研究生毕业后，直到1946年出国留学,王湘浩先后任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讲师。
1946年，美国国务院有25个助学金名额分配给中国一些大学。经考试，王湘浩由北京大学选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留学。他选择代数学作为研究方向,导师是当代著名代数学家阿廷(E. Artin)。阿廷让王湘浩做Grunwald定理，先是念不懂，不久他发现定理及证明都有错误，举出了反例，并找到这个定理的正确叙述和证明。1949 年春，王湘浩因这一重要成果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Grunwald定理”(On Grunwald's Theorem)。
关于王湘浩写作博士论文的情况，他本人很少谈及，幸好北大前校长丁石孙向我们提供了他1982—1983年在美国访问期间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丁说：“1982一1983年我去美国Harvard大学数学系访问，当时塔特(JohnTate)是那里的教授，有一天我告诉他我是王湘浩的学生，他就告诉我王先生当时写论文的情况。他说有一天王先生到办公室来，告诉大家他发现Grunwald定理是错的，他有了反例。大家都很吃惊，因为这个定理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阿廷本人就讲过好多遍，而阿廷讲课是以严谨著称的，居然没有发现证明的错误。又过几天，王在办公室声明他已找到定理的正确叙述和证明。阿廷后来就告诉王湘浩，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据说这是数学方面一篇最短的博士论文 ，其主要结果后来被称为Grunwald-Wang定理。当时与王湘浩同是阿廷研究生的有塔特与兰格(Serge Lang)，可能王是他们的师弟，他们都是当代著名的数论学家。在1954年出版的由阿廷与塔特合写的讲义《Class Field Theory》中有一章专门讲Grunwald- Wang定理。”
王湘浩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准备回国。这时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正在向华东、华南和西南进军。王湘浩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欣喜。他天天看报，常把消息编成小说回目，如有“渡长江不战定金陵”的句子，他多么希望尽快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时胡适曾劝他不要回国，最好留在美国，如果回国可以去台湾，台湾大学的条件很好，可以做研究。王湘浩婉言谢绝了胡适的劝告，毅然决定回国。他于1949 年6月从美国启程，经香港、天津，于8月回到北京。
到北京后，王湘浩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他除在北大任教外，还在清华、北师大和辅仁大学兼课。除讲基础课外，还讲过他擅长的代数数论和赋值论等专门课程。据丁石孙回忆，1949年秋季，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请王湘浩到清华给四年级学生讲代数数论，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王湘浩是用赋值论的方法讲的，一直讲到理想的分解定理、类数、分歧等，也就是讲完代数数论的基础部分。他讲课的条理极其清楚，而每次只拿一张小纸条，一讲就是三小时，给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除教学外，他还在北大主持一个讨论班，参加的成员有聂灵沼栾汝书、魏执权、谢邦杰、柳孟辉等。前一阶段由大家分工报告类域论前的一些文献(其中有谢瓦莱[C. Chevalley]40年代的论文)，主要是有关域的赋值、代数整数论等。第二阶段是类域论的内容，由王湘浩报告，他的报告已用到伽罗瓦群的上同调方法。这个讨论班直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初期才停止。王湘浩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准备念韦依(Weil)的代数几何基础，后因院系调整未能实现。尽管那时政治运动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他仍围绕Grunwald定理继续做研究，对一般的Abel扩张给出了Grunwald定理成立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王湘浩响应国务院号召，与徐利治、江泽坚、谢邦杰等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为吉林大学)组建数学系，并任数学系主任。东北人大原来只有文科，理科(数、理、化)是新建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是从其他学校来的。那时数学系有三个年级(其中二、三年级来自东北工学院)，没有教材，没有图书，只有来自四面八方的14位教师(而且水平参差不齐)，要同时开出三个年级的18门课程，困难是很大的。王湘浩以身作则，他和江泽坚、徐利治等每学期都开2-3门新课，还要检查听课和指导某些教师备课。经过两年艰苦奋斗，终于开出了所有基础课和部分选修课。建国初期，数学师资紧缺，数学系学生一般都是学完三年就提前毕业，唯独东北人民大学在困难条件下仍坚持四年制。1954年，从第一批毕业生中选留部分人留校任教。王湘浩等对这批青年教师的成长十分关心，为他们制定进修计划，安排年长的教师指导他们学习(当时叫做师傅带徒弟)，使他们在一两年内就主讲基础课，并开始写作科研论文，从而使师资紧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1985年伍卓群教授于大连王湘浩院士家中（图片来源：吉林大学网站）
建系初期，王湘浩和他的同事们曾有个君子协定：三年内不搞科研，集中精力使全系过教学关。实际上王湘浩是很重视科学研究的，1954年秋季开学后，他便组织代数、逼近论、泛函分析等讨论班，将青年教师分到各讨论班学习近代文献，在年长教师指导下从事专题研究，并指导55届毕业生写作毕业论文。由于措施得力，很快就初见成效，在1955年《东北人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学论文就有21篇。
数学系当时力量较强的方向是代数和分析，王湘浩对这个现状并不满意，他的目标是要办一个含多学科的、理论和应用并重的系。为此他对创办新方向和新专业特别重视，一是要物色学术带头人，二是将留校的青年教师统一安排，不搞个人小山头。1954 年，他从东北工学院请来王柔怀，并安排伍卓群、李岳生由他指导，建立微分方程方向(先建常微分方程，后建偏微分方程)。1956 年，又从中科院数学所请来孙以丰，并安排千丹岩、何伯和由他指导，建立拓扑学方向。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为适应计算技术发展的需要，由徐利治带领青年教师冯果忱等建立计算方法专门化。1957年又调李荣华、李岳生到这个方向，并在苏联专家梅索夫斯基赫(Mysovskih)帮助下在我国最早建立了计算数学专业。1958年又建力学专业。这样，经过6年的创业，把吉林大学数学系办成了一个初具规模，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多学科系。
1959年和苏联专家梅索夫斯基合影（图片来源：吉林大学网站）
在1952至1958年期间，王湘浩除担当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主讲过很多课程，包括高等代数、几何基础、域论、近世代数、赋值论等。他讲课观点高，逻辑性强，内容熟练，两节课一气呵成，深受学生欢迎。在繁忙的行政、教学之余，他仍未中断科学研究，这时兴趣偏重于环论和赋值论，主要是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以个人名义发表了若干短文。1955 年，王湘浩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学部委员。
1958年，王湘浩的专业兴趣开始转变。当时全国搞“大跃进”，科教战线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指导下掀起制造电子计算机的高潮，王湘浩也热切地把注意力转向这一高科技领域。他认真学习电子计算机原理，参加计算机制造，并首次在吉林大学开出计算机原理课。1959年，中央和科教系统领导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提出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课教学。省、市和学校领导以及王湘浩的好友都劝他不要改变方向，要发挥长处，仍去研究他熟悉的代数。当时他也曾犹豫过，可是经过一再思考后，仍认为转向计算机是对的，只是具体作法需适当调整。最后王湘浩决定搞控制论——计算机理论。搞控制论要用代数工具，可发挥他及其集体的专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领青年教师开办控制论讨论班，建立控制论专门化。由于他学术水平高，数学基础雄厚，很快便进入计算机科学前沿。当时他们主要研究自动机的数学理论和多值逻辑中的重要问题———函数完备性问题。在他的指导下，管纪文和罗铸楷分别在这两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成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像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但他并未改变报效祖国的初衷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只要环境允许，他便重返计算机科学领域。“文革”后期，他了解到国外计算机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的研究方向也跟着调整，此时，他已不再满足计算机理论研究了，而是去适应国家需要，研制台式计算机。1971年，在他的参与下，吉林大学研制出吉林省第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并在通化市投产。此后他又转向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应用。1976年，经他倡议和筹备，吉林大学成立计算机科学系，王湘浩任系主任。吉大计算机科学系是这个领城中我国成立较早的一个系，它包含三个专业方向，即由原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软件专门化教师组成的计算机软件方向，控制论专门化教师组成的计算机应用方向，原物理系硬件专门化方向的教师组成的计算机组织与系统结构方向，王湘浩运用他当年创办数学系的经验办计算机科学系，培养师资队伍，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他和管纪文刘叙华编写的《离散数学》列为全国试用教材，后又被国家评为优秀教材。1981年，计算机软件被评为我国首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并于1987年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85年，经批准在计算机科学系建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经过几年努力，吉大计算机科学系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这些业绩的取得，无不凝聚着王湘浩的心血。
王湘浩和学生们
1977年,王湘浩在我国最早倡导人工智能研究。1980年，吉林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人工智能讨论班，为兄弟院校培养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这支队伍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湘浩在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他指导的9名78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分布在定理机器证明、计算机代数和专家系统等三个方向。
王湘浩待人宽厚，作风民主，能团结有不同意见和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他不但善于和同辈人共事，也能平等对待年轻同志和学生。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在他领导下，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王湘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思考、好辩论。他看问题深刻，有独到见解。说话逻辑性强，风趣幽默。有不同意见一定要辩个水落石出，从不轻易妥协。但他跟人辩论是心平气和讲道理的，从不武断，从不以势压人，所以知之者也喜欢和他争论，有时甚至是抬杠。
王湘浩多才多艺，除数学外还有很多爱好。他喜欢看章回小说，下象棋,打桥牌，唱京戏，吟诗填词。1958年他在全校文艺会演会上登台表演过京戏。他曾用数学中的ε-δ语言编过戏词，用计算机语言填过《沁园春》(调试计算机成功)。他将初等函数微分法编成的三字经，读来脍炙人口，兹抄录一段如下：
这经文，若能背，微积分，便学会。
n次幂，算微商，乘以n，降一方。
赛因x，作微分，结果是，柯赛因。
柯赛因，求导数，得赛因，加个负。
微洛格，甚容易，自变数，取其逆。
他对桥牌也很精通，当过长春市桥牌协会主席。数学研究之外，他下功夫最多、并有很高造诣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爱不释手，并就红学界争论的问题进行考证、研究。在平时谈话中，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他常恰当地引用《红楼梦》的语言或典故。1988年，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放，更激起他研究《红楼梦》的兴趣。
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难以支持他搞专业研究了，就着手将多年研究《红楼梦》的心得写成论文(有的是整理早年写成的论文原稿)。凭着他的古典文学功底和严密的思维及创造力，一连写出数篇红楼梦探佚的文章，以黄鹤乡的笔名在《吉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在红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有的认为文章中的论点有新见解，对红楼梦结局的构想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有的知名红学家不知黄鹤乡为何人，写信称赞他是文学界的“奇才勇士”。王湘浩逝世后，吉林大学出版社将他的6篇文章编印成集出版，书名为《红楼梦新探》。此书出版后，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写了题为“君书动我心”的评论文章，对此书作了很高评价。文章说，“在近年红学专著中，这是我所见的一部令我心折的、学术品位很高、思想识力很深的著作。我对此书，十分赞佩”。周先生在文末慨叹说：“王湘浩先生已经逝世，这个损失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王湘浩的一生，恰逢祖国由灾难深重转向独立振兴。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四十余年中，他艰苦创业，事必躬亲，扶植英才，备尝辛苦，其业绩已经并将继续在吉林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王湘告崇尚中华传统道德，身体力行。他常用以下几句话自律自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彭翕成讲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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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与莱布尼茨分享创建微积分的荣耀,在数学界很难想象比此更大的荣誉了。但两人却也因此发生过激烈争吵，就连各自的粉圈也齐齐上阵，唇枪舌剑弥漫整个英吉利海峡。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作者：[美] 威廉·邓纳姆
译者：冯速
01
地狱开局，封神收尾
1705 年 4 月 16 日, 在一次庄严的剑桥大学授爵仪式上,英国安妮女王封艾萨克·牛顿为爵士。借此,这位女王把不列颠的最高荣誉授予了她最重要的国民之一。
关于牛顿爵士的一大事实就是他是跨越两门学科的神一样的人物。让任何一位数学家说出三四位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他们无一例外都要提到牛顿。让任何一位物理学家说出三四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这其中肯定还会包括牛顿。
的确,牛顿生活在学科之间还没有竖起不可逾越的高墙的时代。在他那个时代,数学和物理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拥有共同的方法、问题和从业者。 那是一个把诸如光学、天文学、力学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的时代。
科学发展到今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常常发现他们各自太专业而已无法彼此交流,因此很难想象三个世纪之前,他们之间的界限竟能模糊到不存在的程度。所以,你也许小看了牛顿的这种跨越学科的卓越。
然而,这也许漏掉了关键的一点。被两个学科的从业者如此高看的人物的确非常少有。类似的人物还有剧作家兼诗人莎士比亚,或者画家兼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但是他们的双重卓越还是不能与牛顿媲美。牛顿的身份的确是非同寻常。
对于牛顿来说,生命之初是那样地不稳定。1642 年,牛顿出生于英格兰的伍尔索普,他是个早产儿,因此活下来的机会很小。另外,他的父亲在他出生的几个月前去世了。但是, 更大的冲击即将来临。就在他3 岁那年,牛顿的寡母再婚, 并搬到她新丈夫的家。深思熟虑之后,她还是决定抛下牛顿不管。几年之后她又回到牛顿身边,但是很多心理历史学家相信,这期间,小艾萨克受到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关于这个话题,一本非常畅销的书说：“牛顿近期的所有传记作家都认为,在三岁到十岁与母亲的这种分离是造成成年牛顿多疑、神经质和扭曲个性的关键因素 。”
不管牛顿是不是神经质,他都显示出了无可争议的天才迹象。这表明他应该进入大学,与此同时他显然对于成为乡绅不感兴趣。于是在1661 年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学术生涯。
02
在荣耀面前，选择沉默
一个事实可能促成了这样的学术旅程：剑桥大学的教授对教学不感兴趣,就像牛顿自己对农业技术不感兴趣一样。因此牛顿可以自由地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不久,这些兴趣就远远偏离了代表着当时正式课程特点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繁重学习,转向了在那个时代令人兴奋的数学和其他科学门类的进步上来。
牛顿,这位孤独的学者,贪婪地学习这些科目, 直到他能够开始原创性的研究,虽说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
在 1665 年到 1667 年暴发了瘟疫,这使剑桥大学两次闭校, 在这段空暇时期,他的工作仍在继续。为了躲避瘟疫,牛顿不得不返回伍尔索普的家,但他很难把这次返乡看成悠闲的度假。
正是在伍尔索普,牛顿才遇到了那只苹果。据传说,当时他正在一棵树下休息,差点儿被一只掉下来的果子打到。他沉思着,既然地球能用力拉拽这只苹果,那么它不也能拉更远的天体吗?牛顿回忆道：“我开始考虑把万有引力扩展到月球轨道ye上。” 这就是你能查寻到的万有引力的简短导言。
现代学者认为,那只掉下来的苹果能砸中牛顿未免神乎其神,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却很吸引人。拜伦勋爵因此这样写牛顿：
自亚当之后,凡人中仅此一位,他抓住了坠落,或一只苹果。
正如上面的插图所展示的那样,在公众的想象中,这只苹果已经是牛顿超凡能力的符号,甚至被印到邮票上了。
这场瘟疫平息下来之后,牛顿返回三一学院。1669 年,尽管他还相当年轻,而且也不知名,却担任了剑桥大学享有盛誉的卢卡斯讲座数学教授。
他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发生在 1687 年,当时在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的鼓励之下,牛顿最终同意发表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著作用精确、详细的数学语言陈述了牛顿力学。在这本书中,他引入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的原理,并以数学方式推断了从潮汐流到行星轨道的每一件事情。《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很多人视为至今最伟大的科学著作。
由于获得这样的成功,牛顿成了科学界令人瞩目的人物。当然, 公众对此不甚了解,但是非常像 20 世纪的爱因斯坦,牛顿成为新科学的活符号 。伏尔泰称牛顿是“至今最伟大的人”,并评论说像牛顿那样的天才一千年只能出现一个 。
在这次闪耀登场之后,牛顿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89 年,他代表剑桥大学参加英国“国会会议”。1696 年, 他担任皇家造币厂的监督,并搬到伦敦度过了他的余生。1703 年,他当选皇家学会的会长,并于次年发表了另一份伟大的手稿《光学》。到了 1727 年他去世的时候,艾萨克·牛顿先生已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富有的政府官员,是有资格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名人堂中的英国民族英雄。
对于数学家来说,他最伟大的发现源于大约 17 世纪 60 年代中期被他称为“流数” 的这门学科,但是后来人们采用了莱布尼茨为它起的名字“微积分” 。出于现代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牛顿没有发表他的发现。在拥有可能是历史中最伟大的数学成果的荣耀面前,他却选择了沉默。
03
沉默求静，反引骚乱
牛顿古怪和神秘的个性对他并没有帮助。在他的一生中, 牛顿可能多次发现其他人正在走着他几年前已经走过的思想路线。 如果他总是迟迟不对外公布自己是第一发现者, 这自然就会引起学术界的骚乱。对他来说,假如在刚做出成果的时候交流工作,事情会更简单,这样既能保证他的影响力，还能维护他的名声。
至于他为什么讨厌发表研究成果,人们总是归结为他怪癖的个性：他不信任别人,他讨厌批评,他“不想卷入麻烦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之中”。 在下面的评论中他的观点表露得很清楚：“我希望回避所有有关哲学方面的争论,而没有哪种争执能够比刊印出的争执更麻烦。”
因此,我们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很在意他的名声,却不情愿公开他的发现。 甚至对于为私下交流而准备的手稿,牛顿也力求控制其发放范围。“我的数学论文,请一篇也不要发表,”他在给一位有一份其没有发表的手稿的同事的信中写道, “这必须得到我的特别许可。”其实,即使不是牛顿这样级别的天才也能够预见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卷入关于优先权的纷争之中 ,与其他科学家展开了“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的令人厌恶的争吵。他与他的同胞罗伯特·胡克及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发生了冲突,但是他所卷入的最激烈的争论是与莱布尼茨关于谁先创建了微积分的论战。
纵观这段历史,这一事件的基本事实是下面这样的。
(1) 在 17 世纪 60 年代中期,牛顿已经发现了他的流数方法。他在1669 年修改完成的一篇名为《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的论文中描述了它,到了 1671 年,这一论文被扩充为《流数术与无穷级数》。这些论文都是在英国数学家特定的圈子里交流的,而且没有发表,因此并没有很多人知道。看到过这些东西的人立即意识到牛顿的强大,有人把他描述为“非常年轻……却非同寻常的天才和行家”。
(2) 在 17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也就是足足十年后,莱布尼茨提出了本质上相同的方法。由于一次外交任务,1676 年他来到伦敦,看到了一份牛顿的《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的手稿。
(3)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莱布尼茨收到了牛顿的两封信,就是现在所说的《前信》和《后信》。在这两封信中,牛顿阐述了他关于无穷级数的一些思想以及关于流数的一些思想, 但是相当隐晦。
(4) 1684 年,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微分学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们在第 D 章一开始介绍的那篇。在这篇论文中,莱布尼茨只字未提早在八年前他看过牛顿的手稿或者与他的书信往来。当然也完全没有提到牛顿这个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的东西 （尽管这正是很多英国数学家表明的态度）。这份手稿的形迹确定莱布尼茨尽管与牛顿接触过,但是他独立发现了微积分原理,而且堂堂正正地分享这一发现的荣誉。因为牛顿习惯秘而不宣,所以莱布尼茨在 1684 年的论文毫无疑问成了学术界了解这一优美学科的源头。
显然,两位当事人都有错。如果牛顿在他完成相关发现与莱布尼茨发表论文这中间的二十年里的任何时候发表他的研究成果,那么优先权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保持沉默, 牛顿招来了麻烦。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如果他承认接触过牛顿的文件,那么他就能更令人信服地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份信任。又是因为沉默,莱布尼茨让整个世界都以为他是唯一的发现者。随着这场争吵不断升温,他不断承受着自己的不诚实带来的困扰。
在 1684 年莱布尼茨发表论文之后,牛顿开始抱怨优先权的事,而且这些牢骚渐渐演变成一触即发的愤怒。在牛顿看来,只有第一发现者才有资格得到认可（即使发现者花费了很大努力来隐蔽他的工作以避开公众的视线）。1699年,牛顿在1676年给莱布尼茨的两封信被公之于众,英国人都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确凿的证据”,或者用一句当时的行话,即发现了“确定的武器”来证明后者的学术剽窃行为。
在那之后,局势逐渐恶化,一片混乱。谴责之声如潮水般涌来,各自忠实的粉丝分别加入这两个主要人物的阵营，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弥漫整个英吉利海峡。
反思这段历史,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两位数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谴责在欧洲知识史中写下了悲伤的一章。如此天才之人做出这种相互人身攻击的无耻行径,不会给后世更谦逊的知识分子带来好影响。整个事件给牛顿、莱布尼茨、数学 乃至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这样极不体面的争吵使牛顿的形象受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的注意力转到了炼金术和神学。
当然,炼金术是中世纪人们从事的研究,科学家和魔术师想要把普通的化学制品变成金子。牛顿阅读了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在他自己制造的炉子旁边花费了大量时间,坚持不懈地把化学制品加热,然后寻找黄金的闪光。与流数研究相比,牛顿对他的炼金术似乎更遮遮掩掩,尽管如此,他的炼金术笔记最终达到近一百万字。
他的神学作品同样数量众多。牛顿是仔细研读《圣经》的大师,喜欢识别预言,联结似乎不相关的段落。他的笔记包含耶路撒冷的神庙的平面设计图,这是他依据《圣经》的相关段落整合而成的。他还发表了《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两卷本等著作。这显然是他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遗憾的是,尽管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因牛顿的著作而彻底丰富起来,但是他在神学方面的遗产却没有保存下来,而且今人把炼金术士都看成江湖骗子。人们很想知道：如果牛顿在这些事情上投入的时间少一些,那么他还可能取得哪些科学成就?
上文转自图灵新知，节选自《数学那些事》，作者威廉·邓纳姆，【遇见数学】已获转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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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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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经济化,合理化.但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在数学活动组里,我就遇到了这样一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某报纸上报道了两...
数学小论文今天,在我们数学俱乐部里,老师给我们研究了一道有趣的题目,其实也是一道有些复杂的找规律题目,题目是这样的“有一列数:1,2,3,2,1,2,3,4,...
今天,数学竞赛成绩揭晓了,平时总屈居二三名的我竞考了98分。我得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想:“哈哈,这下第一名非我莫属了!对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让她也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