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逸，来自长沟流月去无声
鲁迅研究在中国学术体制内早已是一门显学，和“红学”（《红楼梦》研究）、“龙学”（《文心雕龙》研究）一样，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三四代人持续不断的开垦挖掘之后，已经形成丰厚的学术累积和较稳固的理解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者若想再从文本中读出一点新意来，其实并不容易，更不要说在理解范式上有所突破了。虽然论文数量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但真有深刻洞见、真能带来思想启发、真能触动现实关切的，又有多少呢？
在我心目中，许寿裳（1883-1948）、瞿秋白（1899-1935）等先生是第一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研究中的杰出者。自留学日本起，许寿裳就与鲁迅成为一生的挚友，曾利用自己与蔡元培的关系给予鲁迅诸多的帮助，鲁迅去世后也是鲁迅著作搜集、整理、出版最积极的推动者。在所有的鲁迅回忆文字中，他与萧红的记录最让人感到真切、生动。瞿秋白则被鲁迅视为知己。他与鲁迅都出身于没落士族家族，都是“从旧营垒而来却能反戈一击”的斗士，身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身上又有脱不开去的孤愤与悲情，彼此相知，心心相印。
在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中，我认为最杰出者是李长之（1910-1978）、王瑶（1914-1989）等先生。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大家之一，他的研究是怀着现实关切和浓厚深情的，笔锋长带着浓烈的感情，不像现在那些貌似客观实则贫血的研究文字。他是真正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中去，带着所谓“同情的理解”去批评的。
王瑶先生说鲁迅的思想和文字给青年时代的他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启迪（尤其是那篇名为《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的演讲），他将先生的批评文字视为一种思考方法与学术取径上的启迪，甚至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以“药、酒、女、佛”为切入点，进入士人的深层精神世界，《中古文学史论》就是他早期尝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后人在此基础上更演变成为结合物质文化史对士人“心态史”的研究。他对鲁迅的借鉴是思想方法、研究取经上的移置和扩展，而不是简单地“炒冷饭”：无论就文字论文字，还是就生平论生平。
在第三代（“改开初期”）鲁迅研究者中，我最欣赏的是钱理群（1939- ）先生，他曾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与教益。钱理群先生让我第一次深切理解到鲁迅思想中的“阴暗面”的意义——他的绝望感与虚无感，以及他一生毫无妥协地对虚无的反抗，或许都概括在《野草》中的这一句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他的抗争不是为了希望，而是出于绝望。我甚至认为，不理解鲁迅的“阴暗面”，只知道一个以“伟光正”形象出现的鲁迅，那是会极大地误解先生的，也无法真正感受到先生思想的深刻与伟大。
在第四代（千禧年之后）鲁迅研究者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孙郁（1957- ）、郜元宝（1966- ）和陈丹青（1953- ）三位先生。
孙郁（1957- ）先生让我看见鲁迅文章背后的“暗功夫”。鲁迅当然是文章大家，而且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文章，涉笔成趣的境界：虽然无意于“被抬进文苑”，但一出手就是《呐喊》《彷徨》，成就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巅峰；从记忆中随便抄出几篇文字，汇成一集《朝花夕拾》，就成为回忆散文的经典；将深晦隐微的心曲寄托于种种象征，就刻画出一个游荡在冰火两重天的孤魂，成就一阕极富哲理意味的散文诗《野草》。这种才华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字功夫，还有更深的底蕴在。
其实，鲁迅的文艺活动远远超出文学写作，他还研究过中国小说史，编过唐宋传奇，校勘过古籍（嵇康集），收集过汉画像、墓志铭，编印过木刻版画，此外还从日文和德文本翻译过数以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甚至在民国早期作为教育部的官员，还制定过中国美术教育的大纲，设计过北大的校徽。他的学养是真正横跨中西的，故能有超出时代的眼光。这些都是孙郁说的“暗功夫”。
最早知道郜元宝（1966-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鲁迅六讲》，当时读完就有一种兴奋感。泛泛而谈的一些观念都略过不谈，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对收录在《坟》中的鲁迅早期几篇论文的文本细读，尤其是《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这些早期论文在鲁迅思想的萌芽中十分重要，许多核心思想可谓贯穿鲁迅的一生，反映出其性格的底色，虽然后来也有发展，在表现形式上甚至显得不同，但在思想内核上仍可以看见前后贯通的一致性，如鲁迅对于文艺审美本质的恪守，从不会让文艺沦为政治弄潮儿摇旗呐喊、党同伐异的工具，也不会变成哈巴狗摇尾乞怜、粉饰太平的手段。
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涵养吾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由此审美的感动转为对抽象概念的超越，“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在我理解中，这或许就是“诗与道合”，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无邪”——即成为一个自由意义上的道德的人，换言之，也就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自由的人，这是一体的两面。
另有一位陈丹青（1953- ）先生，文学批评虽不是他的本行，却写了不少关于鲁迅（他尊称为“大先生”）的文字，且在青年学子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常能以其直言不讳、大胆直截和去除粉饰的爽利，给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很大的快慰。他的文字语感相当不错，在画家中可谓奇才。当然，若论笔锋的雄健深厚，尚远逊于先生，不过从文风的泼辣生猛、睿智幽默来看，倒颇有几分神似先生，不妨看作是出于由衷的崇敬心理对鲁迅精神一种遗貌取神的模仿与继承。
文章开头说到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体制内的一门“显学”，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但说实话，真正好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这成堆的文献中，我觉得绝大部分都不值得去读，不是路子错了，就是太过琐碎。首先研究者的心态就不对，往往先以崇拜者的心态选好了仰视的姿势，于是这个好，那个好，眼中无所不好，空泛地发一番赞叹，其实都很肤浅，无法与先生平视对话并大胆直面现实。
我认为，鲁迅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而这些问题又是绕不开去的，因为它们与时俱进地变换着面貌，不断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我们时代的问题。因此，鲁迅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是鲁迅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鲁迅，离不开鲁迅。为了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迫切渴望与先生对话，从他留下的文字和思想中去寻求启示。
以上例举的几位研究者在我看来都有一个共性，即能从鲁迅文本的表层进入到文本作者的精神深层，汲取鲁迅的思想方法、鲁迅的社会批判视角，以回应各自时代最为紧迫的关切。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这样去读鲁迅时，才最接近鲁迅。千万不要忘记先生临终时的遗言：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作者：李贵苍
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
部分鲁迅作品英译本 徐 强摄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
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
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
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
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
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
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
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
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标题：英语国家鲁迅研究渐热 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穷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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