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丕（三国时代）
魏文帝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系统性的论述文学批评理论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泰山北斗之地位。
《典论-论文》写于曹丕当太子后不久，他以“建安七子”的文章举例来说明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极少。其实，曹丕虽是在评论建安七子，但却暗指一人——其同胞之弟曹植。曹植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可以说是光芒四射，他的文学才华盖过了其兄曹丕，后人王士祯曾将曹植与李白、苏轼同列，称之“仙人”，可见他才情之高。但是，曹植的诗歌才气很高，但他的辞赋、章、表、书、记却要稍逊一些。曹丕正是看到这一点，就写《典论-论文》告诉大家，曹植诗歌很牛，但他写文章不如我，大家也应多多关注我。
曹丕写此文章还要一个创作动机是为了安抚文人，曹丕与曹植立嗣之争历来以久，两大集团的矛盾因曹丕入主东宫而趋于公开化。曹丕为了劝导和安抚邺下文士，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意是说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不朽的盛大事业。他提升文章的价值是为了让那些在政治斗争站错队伍的文人找到人生的慰藉，以减少对曹丕集团即将掌权的抵触情绪。曹丕将写文章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与古人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是不同的，这是他的初衷吗？不一定。这可以从他写给朋友一封信可以看出端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杇，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曹丕称帝后，其写文章也较之前稀少多了，这也从另一面佐证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过是口是心非之言。
令曹丕没想到的是，他这篇违心之作却令他“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批评之先河，其文学理论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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