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由北京师范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和机构学者联合撰写的研究论文发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出现在武汉后的50天里，武汉的封城措施，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采取的关闭公共场所和禁止聚集等严格的防控措施，或令全中国7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免于被感染。
目前，这篇论文已通过同行评议，刊登在了全球知名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如上图所示，这篇3月31日刊登于《科学》杂志的论文，是由北京师范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北京疾控中心等国内外多所知名学府和机构的学者参与撰写的。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田怀玉课题组。
这篇论文在开篇部分指出，尽管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诸如旅行禁令和限制人群聚集等防疫措施的效果如何还不清楚。
因此，论文选取了从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19日、疫情在武汉出现的前50天时间进行了研究。从论文来看，这段时间之所以会引起研究人员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这50天里包含了春节之前、春节期间和春节之后这三个时间段。
接下来，研究人员便通过对比2017年和2018年春节人员流动的数据，发现尽管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武汉在1月11日至1月23日之间已经有43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不亚于2017年和2018年春节前15天里520万人出城的数字。
但在武汉封城后，原本在2017年和2018年春节后的25天里出现的670万人的出城人流，却在此次疫情期间几乎都被控制住了。这也就大大减少了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输出。
不过，由于毕竟在封城之前有近500万人离开了武汉，论文表示这也就导致自2019年12月31起的28天里，中国有262座城市都先后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论文指出，这个传播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2009年的H1N1甲流，当时那场疫情是用了132天才扩散到这么多城市的。
而截止1月30日，论文发现中国各省上报的累计感染人数，也都与武汉先期出城的人数有着明显的关联，其中人口越多且有更多来自武汉的旅行者的城市，疫情出现得也就越早越快。
（注：上图地图中，红点为各省截止1月30日上报的感染人数，红点越大的感染人数越多。同时，颜色越深的地区，则是2020年春节之前武汉出城的人口主要流向的区域）
不过，在武汉1月23日封城措施的影响下，论文分析发现，其他那些人口相对较少、来自武汉的旅行者也相对较少的130多座城市，在这一措施的帮助下获得了大致2.9天的准备时间，令这些城市可以提前去应对新冠疫情的到来。
由此，论文发现，在那些确诊病例被发现前就已经提前启动了一级疫情应对的城市里，当那里的疫情出现后，其首周的确诊人数比那些更晚采取一级防控措施的城市，少了33%，差别十分明显。论文还采用另一种数学模型分析发现，那些采取了封停跨城公共交通、关闭娱乐场所和禁止公共聚集措施的城市，其首周上报的确诊病例也会更少些。
论文因此认为，在武汉的封城措施，以及封城后中国各地立刻采取的紧急防控措施的双重作用下，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播指数从23日时的3.15（1个人可以传染3.15个人），被最终压制到了0.04。
论文因此表示，通过模型计算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武汉的封城和中国全国各地的紧急防控措施，那么截至2月19日时，武汉之外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可能会达到74.4万人，但在封城和各地防控措施的联合作用下，2月19日时武汉之外的确诊人数为2.9839万。
换言之，自1月23日武汉和中国全国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立刻行动起来之后，这些当时被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严苛”甚至“剥夺人权”的防控措施，可能令武汉之外的70多万人免于感染新冠病毒，从而大大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论文还补充说，武汉的封城措施和中国全国各地的经济防控措施缺一不可，因为通过模型计算发现，如果只有武汉的封城措施，那么武汉之外仍然会有20万人感染；而如果武汉没有封城，只有各地的防控措施，武汉之外也仍然会有19.9万人感染。
最后，论文用很严谨的表述指出，研究发现中国在春节期间针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比如武汉封城和一级疫情响应机制，与疫情在前50天中出现的增长延缓和确诊病例数缩小，是有“强烈关联”的——这是因为，论文认为这些手段并不一定是唯一导致疫情被遏制的原因。诸如对于感染和疑似病例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等措施，也在疫情的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确认了中国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与疫情在前50天得到控制、数十万人免于被感染存在“强烈关联”后，论文认为随着疫情目前开始在全球其他国家扩散，中国的措施或可成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对象，只是这些措施能否被复制，哪些措施会更有效，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论文同时还警告不要对疫情掉以轻心，因为在实际感染人数总会多于被发现和上报人数的情况下，光靠隔离被发现的人是不够的，还得坚持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当疫情出现了再抬头的苗头时。论文也呼吁，应该更细致地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这篇论文的内容已经被法国的24台（France24）和英国BBC等部分欧洲的主流媒体，纷纷以“研究人员：中国的封锁措施阻止了70万个病毒病例”这样的标题进行了报道。
这些报道大多客观介绍了论文的内容，并没有再对中国的防控措施进行任何政治性的批判或妖魔化。
这也与先前《纽约时报》等媒体对中国防控措施进行的妖魔化政治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
作者 | 姬扬
《自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而《〈自然〉百年科学经典》是一套10卷本的文章选集，包括从1869年到2007年的八百多篇文章。第十卷是最后一卷，也是选录文章数目最少的一卷：包含2002年～2007年的36篇文章，其中物理学3篇、化学3篇、生物学17篇、天文学9篇、地球科学4篇。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十卷》，[英]约翰·马多克斯、[英]菲利普·坎贝尔、路甬祥主编
文章是科技工作者最主要的交流载体，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前。做了好的工作，自然想让更多的同行更早地了解新知识（这是利人），同时也让自己更快地获得同行的认可（这是利己）。
各种各样的期刊很多，而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关心少数几本期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顶级期刊，大家都想往这里投稿，因为大家都看它；大家都以在此发表为荣，同样是因为大家都看它。这是一个正反馈。投稿多了，好文章就多，期刊的知名度随之提高，看的人就多；期刊的知名度高了，投来的稿件就越多，好文章也就更多。
顶级期刊也有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区别。有些面向的读者面大，有些针对性更强。《自然》和《科学》是21世纪最著名的两个“顶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
当然，顶级期刊和好文章的这种属性是统计性的，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好文章也可能被拒稿，差文章也可能中大奖。但是，对于检验科研文章的质量来说，时间是更重要也更严厉的手段。
回到《〈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第十卷这个话题。这卷所涉及的6年时间里选录的篇数较少，其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可供选择的文章少了，而是标准变得更加严苛。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能够发表在《自然》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上的工作，不仅反映了成果的创新性，也依赖于科研的潮流以及编辑和审稿人的口味。
科学的发展是渐进的，革命并不是常态，正如这套选集的英方主编之一、《自然》杂志当时的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在前言里所说的那样，“科学中真正重要的发现更像涨潮而非海啸；它们是经过稳步积累而逐渐显露出来的，而不会如洪水般乍现”。2002年还是离我们太近了，一项工作究竟算不算“科学经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检验，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当然就应该秉持“宁缺毋滥”的态度。
我也在《自然》发表过一篇文章，正好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做了一个电子干涉仪，只有几微米大小（比头发丝的直径还要小得多），在几个特斯拉的强磁场下工作（是地磁场的几万倍），在0.1开的绝对温度（比北京的冬天还要冷几千倍）下，能够在半导体器件中看到电子的干涉。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我们非常自豪，觉得可以进入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课堂。但是，我查了一下，没有收录——这让我认清了现实。
选入的文章里，自然有一些实至名归的重要成果。
比如说，2003年发表的《电压依赖性K+通道的门控电荷运动的原理》，这项工作为该文的通讯作者罗德里克·麦金农在当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再比如说，200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采用新的实验方案，将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在此前一年的开创性工作（同样发表在《自然》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最终让他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有一些结果在当时是热点，也入选了，但是十几年后再看，恐怕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或者说时间也无法检验这些结果：一个是“零结果的实验”，据说这是用来检验超弦理论的。超弦理论有很多种，据说也很美妙，可惜它们的预言都远远超出了实验检验可以触及的范围。
顶级期刊也在竞争顶级的论文。在这卷书里，我觉得最显著的缺失就是石墨烯发现的相关文章。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盖姆和诺沃肖洛夫团队，用机械剥离的方法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单层材料，制成电学器件并测量了它们的性质，开辟了“二维原子材料”的新领域。他们因此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英国科学家做出的工作，却没有发表在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而是发在了美国的《科学》杂志，这后面的故事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不知道。
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的时候，《自然》刚好度过了自己的140岁生日（1869年创刊）。已经是21世纪了，《自然》变了，中国也变了。这最后一卷记录了这个变化。
2003年的《温盐环流在气候突变中的作用》是一篇综述，包括90篇参考文献。我认为这是《自然》变革的征兆，此后它经常刊登综述文章——这有助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小鼠基因组的初步测序和对比分析》这篇文章算是研究论文还是综述呢？它有330篇的参考文献。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自然》开始发行各种子刊，《自然—材料》是我所在领域最早的一份。现在，《自然》发行的子刊已经有100多种了。
中国也进一步参与世界科学舞台上的演出。
2003年的文章《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介绍的项目正式启动于2002年。中国有三个研究团队参加这个项目，分到了10%的任务。2005年，该项目成功发布了完整的《人类基因组的单体型图谱》，2007年发布了更详细的第二代图谱。复旦大学的团队（包括国外的合作者）在2004年给出了《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支持了人口扩张说，主要是北方男性移民传播了文化”，并给出了这种迁移发生的时间，“有西晋、唐代和宋代”三个高峰。
阅读这些经典的科学论文，有时候也会让人迷茫，感慨时代风潮的巨大变化。《1918年流感病毒聚合酶基因的特点》发现，“1918年大流感”（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流感病毒与H5N1禽流感病毒和H7N7禽流感病毒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这篇文章的入选可以看出，100年前的流感仍然得到了科学家的特别关切。
这卷的第一篇文章是《英国羊群可能的BSE感染带来的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的是羊群的疯牛病（BSE，自上世纪80年代暴发以来，有160人死于BSE）。据说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预测未来因这种疾病死亡的人数将在50～50000人”。多长的时间呢？从2001年到2080年80年的时间。可见编者是多么重视、关心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医疗保健。
可是，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在过去的一年里，《自然》也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以前的研究结果都体现在哪里？科学技术是否发挥了充分的医疗保健作用？
这套十卷本的丛书，记录了《自然》从1869年创刊到急剧扩张时期的大约140年的历史，共计840篇文章。对科学或者科学史，抑或科学写作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考虑翻一翻这套书，无论拿起哪一卷，无论什么时候看，总会有些新奇的发现，总会有些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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