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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培养当代教育家，呼唤教育家办学，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教育理想之一。这让人们想起历史上的教育家。比如，陶行知、叶圣陶、苏霍姆林斯基；当代的，至少有霍懋征、斯霞等。

细细想来，这些在今天看来堪称大师、教育家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两大特征很容易引发我们思考：

一是他们当年所专注、所钟情的是“立业”，立教育之大业，他们没有想到“成家”，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家、教育大家。

他们一生远离功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们用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办教育，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精耕细作，做了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仅此而已。至于我们今天尊奉他们为教育家，那是我们的事，与他们当年的追求无关。

二是当时社会并没有刻意打造、培养他们“成家” 。比如：

苏霍姆林斯基，他从年轻时起至去世前(1970年)，一直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69年），才被授予前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等，成就斐然。虽然郭沫若曾将其与孔子并列：“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但是，他生前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教育家之类的头衔。

当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师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斯霞老师，早在1963年，新华社就播发通讯《斯霞和孩子》，向国内外介绍了她的感人事迹。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获得关于教育家的殊荣。

我说这一些什么意思呢？既不是对今天培养教育家的“反动”，也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真正的教育家。而是想说：

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需要理性与稳健，需要多一点自然成长的因子，少一点人工培育的痕迹。

教育家的“自然生长”与“人工培育”

“自然生长”与“人工培育”，由于所接受的土壤和光照不同，可能会产生异质化倾向。

历史上的教育家，犹如一棵大树，他在自然环境中栉风沐雨、自然成长，最终长得根深叶茂，没有揠苗助长所带来的脆弱与肤浅。他们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他们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我们用这些极富正能量的词汇褒奖他们，丝毫不显得虚伪和过分。这些，才是自然成长为教育家的必备条件。

据此，我很认同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称号的美国教师雷夫·艾斯奎斯，他把教育视为宗教，把他的56号教室当作教堂，以对教育近乎疯狂的热爱,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感动了整个美国。

在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教育家也好，名师名校长也罢,他们生长的环境有了根本性变化，人工降雨、人力浇灌的力度空前加大，人工雕塑的痕迹日趋浓烈。这或许无可厚非。

因为，毕竟时代发生巨变，时至今日，一味要求教育家自然成长，显然不切实际。更何况，我们久违了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对教育成功的期盼如饥似渴，甚至急不可耐。

但是，如果人工培育过度，甚至揠苗助长，那么，因此而导致的异质化倾向便无可避免。 也许我们今天无法论证，但可以设想，未来的某一天，也许教育家如雨后春笋，但宏观教育现状的改善或改变，不一定与此成正比。

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名师名校长或许可以打造，但真正的教育家很难。除非我们削减教育家的台阶，稀释教育家的内涵。

我们扪心自问：今日社会，有多少人怀着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又有多少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教育？舍此，期盼真正的教育家，恐怕很奢侈。

环境越苛求，越制约教育家的成长

如果教育家可以培养，那么，社会要为教育家成长提供安静宽松的政治、舆论和学术环境，让教育家的成长趋于理性。

一方面，环境越热烈喧闹，越易催生办学者浮躁、浮华心态。启动大会的隆重，颁奖大会的热烈，直让人热血沸腾。它可以刺激人快速跑步进入教育家行列，也可以鼓舞人乘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进入，进而造成教育家的速成，造成教育家队伍的庞大。不是吗？

眼下已经有人喊出也许是天派、也许是地派的“教育家从这里起步”了。这仿佛让人觉得,某地教育家已然成“派”。既为“派”，那就是一支颇有派头并“起步”的队伍了。

诸如此类自言自语，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反正大家都是写文章、作报告，是进行单向度的信息输出，而不是辩论场上的双向交锋。细想起来，煞是幽默。

另一方面，环境越严肃苛求，越制约人的成长与发展。比如，对所谓被培养对象的名目繁多的年度、中期和终期考核，向有关部门上交“工作总结”、“研修心得”，甚至还要写“专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和久遭诟病的高校教授按规定完成论文数量、按规定完成科研课题如出一辙。

我们很难设想，一位在中学一线承担繁忙繁重教学或管理工作的被培养“对象”，他要额外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其生命该是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若是，怎能从容走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便是，人为考核指标越繁琐，越易禁锢人的自由思想，加重其精神负担,也就越容易产生“副学术成果”和“副办学成果”。

终生“专注”教育，方可产生 专著

单就专著而言，应是长时间乃至终生“专注”教育，方可产生专著。它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逼出专著，为专著而“专注”，此专著，只姓“副”，不姓“正”。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培养”的“显著效果”，一直都以媒体正面报道、领导者堂而皇之的讲话或报告公之于世。大家都在自说自话，任意地说、旁若无人地说、无人批评、无人反对、无人澄清。至于“被培养”者，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烦恼和无奈，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种种弊端，更是不便说、不能说的。否则，有对不起栽培之嫌。

如此看来，“被培养”的教育家和“自然生长”的教育家的异质化倾向的产生，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时想，老子“不尚贤”的主张，我们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小农思想”。是的，它与今天的竞争格局、与“树典型”“学模范”思潮几乎背道而驰。但一个内心有远大教育追求、视教育为宗教的人，又何必“尚贤”？

他可以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他的内心宁静而平和，他可以凭借做教育的内驱力，善为教育、甘为教育、静为教育，他的生命之树将是常青的。历史上自然生长的教育家概莫如是。

一所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办学者的灵魂深处如果变“我要做教育家”为“我要做教育”，那或许是另一番美好天地。

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两种追求和心境。前者，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常会导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狂奔而不能趋于宁静；后者，具有鲜明的事业向往。事业向往常会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让人的灵魂趋于专注、从容和淡定。

作为一线校长，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标而去，则势必会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 他要去主动寻求轰动效应，他要去主动寻求媒体的华丽包装，他要去主动追求教育的短平快。这时候，那些“副学术成果”、“副办学成果”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副”者，虚实并存、甚至欺世盗名之谓也。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把教育办成了“政治”，甚至把教育办成了名利场。

一所学校，如果成了办学者的名利场，那不仅是办学者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剧。这样的学校，可以出“名人”，但是，很难诞生真正的教育家。

变“教育家办学”为“用教育家理念办学”

社会舆论如果变“教育家办学”为“用教育家理念办学”，那或许是另一道亮丽风景。

今天的教育，与其说缺少教育家，不如说缺少用教育家理念办学的优秀校长。什么是教育家理念？其实就是符合教育规律、切合教育本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今天的校长,谁都可以娓娓道来。

但大家都清楚，今日媒体化信息化时代，是诞生和包装（借古人之言进行现代汉语包装）名校长办学名言和“名理念”的时代，是催生轰动一时的名校长办学成果的时代。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言、名理念、名成果，光鲜、生动、极富时代气息和穿透力。

我们时常被某些办学名言、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动，内心油然生出“说得真好”的感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常常归于沉寂。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走近时，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于是，我们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试图突围。一次次突围，一次次难以“出界”。这一切，同样在启示我们：社会舆论需要理性，需要稳健。

我们可以呼唤教育家办学，但是，我们更需要呼唤更多的有识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我们要呼唤教育家的理性成长、缓慢成长和真实成长。当然，我们更要呼唤教育家的自然成长。

或者，我们不去倡导教育家办学，而是倡导用教育家理念办学，将如何？然后，再有一点耐心，让后世去认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办学，且办学成果丰硕、人格高尚者为教育家，又将如何？

总编周语丨不能把科学殿堂当名利场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不能把科学殿堂当名利场,[585].医师报,2019-02-21（4）”

2019年春节前后，我们的视线里再次出现科学家越轨的丑闻：贺建奎违法操作的编辑基因婴儿出生的事件刚刚调查平息，再次爆出疟原虫治疗癌症的新事件，引发各方争议。

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关乎生命与健康的科学而一次次被带入如商品营销的名利场与漩涡，科学界完全没了应有的严肃和安静，科学家应该坚持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

首例编辑基因婴儿的贺建奎，无视医学伦理，企图操纵上帝之手，最终项目被依法查处。利用疟原虫治疗癌症的陈小平，在尚无成果与科研论文发表的情况下，像商品营销般搞预热。这两位科学家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科学家应该坚持的底线。

古往今来，科学在人们眼中是发现真理、揭示真相的崇高事业。人们敬仰科学家，敬仰他们以强烈的使命与担当，以对科学的执着和探求欲望，以不竭的动力淡泊名利甘守寂寞，并最终取得造福人类的科研成果。

这就是为何至今，成为科学家依然是学生们自小的梦想。

然而，一些人却将科学当做名利场：他们为了个人名利，以做生意的心态搞科研，甚至弄虚作假，完全忘记了科学应该有的严谨。科研还没有出成果，更没有在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先吆喝，先炒作，本意不在研究，而在抬高身价、获取投资、博取眼球。甚至一些本来大有希望的科研项目，一些大有前景的科学家，因此身败名裂，被社会唾弃，自毁前程。

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未知、造福人类，科学道德的核心是自律。因此，身为科学家，除了社会公德，科学家还要遵守坚持真理、科学严谨、严密求证、科学信用、保守秘密、学术民主、知识共享、科学协作等特殊的行为准则。

除了呼吁给科学家宽松的研究环境，制定有操作性的措施和制度，科学家要成大器，首先必须注重自身的科学道德修养，警惕不良的行为逐渐侵蚀学风和科学道德，否则，败坏的是整个科学家队伍的声誉，玷污的是整个科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