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总书记用六句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概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一概括言简意赅，意义重大。
为了深入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刊约请来自国学界的六位院长，对这六句话分别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本次笔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慧林院长策划，特此鸣谢。
仁爱：中国人固有的根本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即自强不息，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爱人就要善为人谋，成己成人成物。
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是人们对爱的生命体验的开端。人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孝悌只是“仁爱”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恰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这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生态环保的意思。
历史上，在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仁爱”逐渐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内核。广义的“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仁爱”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仁爱”也是历朝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为官之道首先要讲爱心，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仁爱”在今天公民社会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中外各文明对话、交融的过程中，“仁爱”思想及其“忠”与“恕”的价值原则，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慈悲”与儒家“仁爱”相辅相成。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讲“仁爱”，古代有的回教思想家融通儒回的“仁爱”，有很多建树。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儒耶两教在“博爱”与“仁爱”的异同上有争论也有融合。在世界各种版本的《人权宣言》中，在《世界伦理宣言》中，中国的仁爱忠恕之道都成为其中重要的精神或原则。
“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仁爱”是二十四个字的总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郭齐勇
民本：源远流长的思想明珠
民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不仅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做好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民本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民本是其中最耀眼的思想明珠，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概述。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着下列几个最重要的观念。
第一，“立君为民”的权力来源观念。国家与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哪里？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坚持一切政治权力的依据来源于人民。《荀子·大略》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主总是以上天立君并使之获得政治权力，但是“天之立君”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民。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民本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追溯政治权力来源的意义上，人民的重要性要高于国家政权，更要高于君主。
第二，“民为邦本”的国家基础观念。国家政治的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思想家、政治家认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理念，意思是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政治稳定的条件。作为统治者要认识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即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尽管他们也相信“天”“天命”，但是他们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国家体系、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人民。
第三，“爱民养民”的执政目标观念。执政者的目标是什么？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执政者应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必须确立的执政目标。
总之，“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包括“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本”思想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约束了政治权力和顺应了民意，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存在重要缺陷，最为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民本思想虽然强调了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执政的目标等，就是说肯定了现代民主理念中的“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的问题，但是缺乏“人民的统治”（by the people）的理念，而完整的民主理念应该是包括“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与“人民的统治”（by the people）。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也能够接受并倡导民本思想的原因。
第二，民本思想虽然肯定了现代民主理念中的“为人民的统治”（for the people）的问题，但对于如何落实以民为本的问题，民本思想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的方案和步骤。提倡民本思想的士大夫更为关注以思想道德解决政治问题，而没有从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上落实以民为本的问题，故而大大削弱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影响。
上述两点，使得我们在建构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时，必然选择“民主”而不是“民本”。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理念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关于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执政的目标等“为人民的统治”的重要理念，要充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潜在价值和现代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则是做好由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重要工作，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民主理念，所以我们应该将“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 朱汉民
诚信：一脉承传的立人之本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诚信这个古老德目被列入了倡导的公民价值准则之中。《管子·枢言》云：“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历史积淀了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时代又赋予其鲜活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可靠的文献记载中，诚信的思想出现很早。最早的文献《尚书》中，有赞扬帝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的记载，《尔雅》释曰：“允，信也；允，诚也。”意谓尧“诚信恭谨，推贤让能，光照四方，道通天地”。在商汤对臣民的誓言中，也有“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汤誓》）之语，说明，早在五帝、三代时期，诚信即已是为政者治国理政之本。
春秋时期，王命不振，诸侯纷争，诚信成为一个国家能否生存的根基，这是诚信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左传》中，“信”字出现了216次，“信，战之器也”“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等话语，屡出君臣上下之口。诚信思想在政治、外交、军事层面的重要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和运用。
对诚信从道德伦理上进行深入论析、系统阐发、大力推扬的是先秦儒家学派。孔子在《论语》中，38次提到“信”字，“信”是出现率最高的德目之一。他从多个方面阐述“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并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科目之一。“信”被列入为人最基本的“五德”：“恭、宽、信、敏、惠”。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是先秦儒学发展中承先启后、影响最大的学派，其对诚信思想体系的发展贡献尤为突出。子思在《中庸》中，首对“诚”作了哲理、伦理的深入阐释，将其提升到“天人之道”来认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传承发展子思“诚”的天人之道，将天人合一统一于至诚之境，并论导之，提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离娄上》）他还发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将“朋友有信”提升到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的“五伦”之中，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道德基准。荀子对诚和信的思想各有深入论析，进一步将孔、孟提出的“朋友有信”的道德要求扩展为商贾、百工、农夫等各种职业的道德准则，提升、巩固了诚信的社会人伦道德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诸子中法、道、墨、杂等各家虽然主张各异，但对诚信思想都高度关注，各有论述。例如《韩非子》中“信”字出现149次，为诸子之最。被郭沫若称为各家思想“杂盛于一篮”的稷下学论文总汇《管子》一书，对“诚” “信”论述亦颇多。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不但大量论及诚与信，且有《贵信》专篇以论诚信。可见，“诚信”是百家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
汉代“独尊儒术”，诚信被列为“三纲五常”之一，成为国家社会道德伦理的纲常规范，历代传承，弘扬光大。
从诚信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承看：其一，诚信有丰富内涵。它由诚与信两个既有差异，又相互联通的道德范畴融为一体。大致说来，诚，既有外在的“真实无妄”（朱熹语），又有内心的真诚、忠实、专一，重在内心修养。信，既讲外在的“言忠信”（孔子语），又有内心的信任、守信、不欺，重在为人准则。而诚信相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程颐语），诚是信的前提，信是诚的保证；诚是信的内在自觉，信是诚的外在展现。诚是神，信是形，诚信合一，立德立人，形神兼备。
其二，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孔子语），“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左传》）。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要“身致其诚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为政者，要明白“民无信不立”（孔子语），“信，国之本也”（《左传》）。总之，诚信既是治国为政之本，也是进德修业之根。
中国是个有着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后，许多德目已留在了漫长的历史话语中，唯有诚信，历久益丰，历久弥新，成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准则之一。这既说明诚信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丰富精神滋养和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标志着我们今天在面对社会巨变、文化转型、全球化的背景下，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家庭，人人诚信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山东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 王志民
来源：中国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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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4日电 题：人者怀仁，中华文明的“仁爱观”何以启示当下？
作者 冯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对关心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中外人士而言，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特质，有助于更好读懂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
“仁”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词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中华传统的仁爱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关系的认知，其中的智慧可被当今社会所借鉴。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人和谐的三才之道，尊天亲地和人的固有观念使先民常怀谦卑与敬畏之心，从而创造出利他主义的中国文化，其中所体现的惠施三才的观念就是仁德。
《说文解字》对“仁”字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北宋学者徐铉以为：“仁者兼爱，故从二。”仁的意思是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是兼爱，而不是自爱。所以“仁”字从“二”，意在表现彼此。
但根据对西周金文“仁”字的分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西周金文的“仁”字，其从“女”从“二”，而“二”字并不是数字，其写法更像是一个重文符号。这意味着“仁”字无论从“女”还是后来演变为从“人”，其所传达的思想都是两个人的亲爱关系如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如一人，视他若己。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所强调的彼此不分的亲爱意义十分清晰。
西周金文中的“仁”字。受访者供图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狭义的血亲之爱、夫妻之爱，而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即所谓“孝之施，爱天下之民”(战国楚竹书《唐虞之道》)。“仁”字本即从“女”字而重之，恰恰暗喻了“仁”所具有的超越血缘同姓的博爱。这种仁爱，由己身之外的人与人，推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其思考完美地建立了中华文明的仁爱观。
心怀诚信的仁德是为人的根本
何以为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也是传统文明理论所阐释的核心问题。古代文字所表现的“人”字，实写人的侧立之形，其通过语音传达的意思是“仁”。准确地说，“人”字是在借其读音表达“怀仁德者为人”的思想，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显著特点。
2021年9月13日，南京夫子庙小学新生展示他们学写的“人”字。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实际上，中国古代先贤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就已在思考“何以为人”这个根本问题。人有饮食之需，禽兽也有，人有繁衍之性，禽兽也有，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先贤最终确立的为人标准并不是物化的，而重在以道德修心，这既体现了成人之道，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礼记·曲礼上》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种以道德作为为人准则的观念，至今仍为中国人所传承。
“人”字的另一种写法作“儿”。《说文解字》云：“儿，仁人也。”《中庸》更直言：“仁者，人也。”《周易·说卦》认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些思想无不清楚地表达了心怀仁德者的做人准则。孔子曾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没有仁德者便不配为人，当然也就不需要与其谈论礼乐。事实证明，先贤对于人者怀仁的思考，早在西周时代就完成了。周人追求万年为人，其所体现的就是仁德传家的思想。
事实上，仁爱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上，因此仁与信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基础。仁爱不是无原则的泛爱，也不是东郭先生认贼作父的糊涂之爱，否则只能是迂腐。因此，信作为仁爱的基础非常重要。
仁爱必须先信于己身，而后才能及于他人。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根植于诚信，意味着心怀诚信的仁德必然成为为人的根本。
仁爱观对当今社会深具启示价值
提到仁德，就不得不提礼。中华文明中，礼与德为一事之两面，德为内化之礼，礼为外化之德。礼以节人，所以先贤制礼教人，目的在于节制人的欲望。
古人以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产的食货之物也很有限，不能无度挥霍。而人的欲望决定着需求，有欲则必求，求之不得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很明显，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因此需要对人欲加以节制，这就是礼。
《论语·学而》引孔子曰：“节用而爱人。”显然，节约而不浪费，实际就是仁爱的具体表现，这些思想非常朴素。儒家哲学提倡节欲，荀子提出“养欲”，它的意思并不是把人的欲望培养多多，而是要将人欲调整到一个合理范围。至于道家哲学，则更主张去欲。因此，中国文化从来都反对纵欲，纵欲则不仁。这些优秀思想，不仅成为传统仁爱观的内涵，还反映了先贤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
2019年11月，安徽省合肥市，小朋友展示节约用水宣传贴画。中新社发冬生 摄
传统仁爱观的要义在于恭俭庄敬，所以奢靡不是仁爱，暴殄天物更不是仁爱。古云“成由勤俭败由奢”，今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都是仁爱观念的体现。今天，个别地方仍有奢靡性消费之风、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冲动，以及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商业开发行为，这些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格格不入，是必须摒弃的。
另外需着重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仅体现为对他人的爱，更重要的是对天地自然的爱。
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在祭祀活动中用完就扔掉的东西，虽可满足一时之需，但终为垃圾。据此思考，凡可产生巨量垃圾的生产形式，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深相背离。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如何趋利避害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须深思的问题。
仁与恩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大自然予人以仁惠，地载万物，天垂象，先民取材于地，取法于天，一切用度无不来源于天地的馈赠。大自然给与人类材用，体现着天地之仁。古人于年终报恩的大祭是为蜡祭，目的在于感谢天地万物恩助有年，而天子祭祀时必须感谢八种曾帮助过人们的神物。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报恩的对象有神农、后稷、百种、田间的农官、农官在田头安身的窝棚、猫虎、堤坝和水渠。这种事无巨细的感恩，体现的就是古人所说的仁至义尽。
航拍贵州省榕江县阳开梯田秋景。中新社发 贺俊怡 摄
中华文明传统仁爱观所表现的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感恩，至今仍极具价值和现实意义。自然之仁，正指引今天的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之路。(完)
作者简介：
受访者 供图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研究，旁治商周考古学、先秦史、天文年代学、民族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出版《中国天文考古学》《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尚朴堂文存》《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等学术著作12部，发表论文260余篇，主编《金文文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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