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6日上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举行2022届毕业典礼
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小伙苏正民
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6月16日上午，苏正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届毕业典礼上发言。
作为法学院民商法专业本科毕业生
苏正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
《论志愿服务的政府责任及其立法规范》
在这篇2.5万余字的论文中
他在致谢部分
用了6000多字回顾了
自己虽“坎坷崎岖”
但“充满了光亮和希望”的求学之路
并对65位帮助过他的好心人一一感谢
苏正民毕业后
会先到凉山支教一年
再回母校深造
5月26日，苏正民获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志愿服务类“公道美品德行奖”，母亲和妹妹特意从大凉山赶来参加颁奖礼。
以下为苏正民论文致谢
有部分删减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
我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小山村里，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因为不支持父母的爱情，他们只能私奔到深山里独自生活。母亲怀我的时候，常常只能吃野菜充饥。我从生下来就营养不良，村里的老人常常劝父母放弃我和妹妹，“这么营养不良的小孩是养不活的”。
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小名“石头”，她希望我能够像石头一样活下去，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石头一样坚强的人。靠着山泉、野果我跌跌撞撞地活了下来。
父亲是一个极其嗜好读书学习的人，他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却因家庭贫寒而只能辍学回家放羊、种地，父亲最终也只成了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人”。当得知因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个“沉睡”的大山迎来了许多大城市来的支教老师，于是村小又开课了。
父亲义无反顾，当着村里人诧异的眼神，将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接受教育。“阿苏，等到学校开课了，你们三个都去学校读书学习，家里的活我和你阿莫（母亲）来做。”家里虽很拮据，父亲依旧选择砸锅卖铁地把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
山里的道路，看着很近，常常却要绕很远的路，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能到达学校是家常便饭。说是学校，其实就是黄土垒起来的几间泥瓦房而已，常常是屋外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
“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是我学会背诵的第一篇课文，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
语言是我们求学路上第一道难以翻越的坎。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彝语，来到学校，老师们讲的却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汉语，我们听不懂老师们在讲什么，支教老师们也听不懂我们这群“黝黑的小鬼”在叽叽喳喳说些什么。语言障碍吓退了好多小伙伴。我在父亲的鼓励下，选择了坚持，在支教老师们日复一日地细心教导下，终于在三年级的时候听懂了汉语。因为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黄金时间，以至于后来考试只要考拼音就拿零分，也常常因为打不出字而打开手写键盘。
如今回想，小学时不知吃了多少苦，但让人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那群年轻的支教老师。小时候我想不明白，这样一群皮肤黝黑、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汗臭、鼻涕满脸、连句汉语都不会讲的“小屁孩”，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我还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对简单的数学题教了十遍还不会、简单的古诗背了无数遍还是背不会的“傻小孩”依旧充满耐心的。我更想不明白，一个艰苦到连当地老师都无法留下的地方，这群来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师是如何坚守下来的。
二
支教老师们用点点荧光照亮了我那条狭窄崎岖的小路。小学毕业后，我有幸进入了凉山州数一数二的中学继续求学之路。然而，我蹩脚的汉语、浸染着火塘煤烟味的破旧衣裳、矮小的身高，成了被嘲讽对象。年轻而敏感的心啊，我又该如何拯救你呢？身边的同学基本都来自城里，不仅家境优渥，学习成绩也是令人羡慕，第一次测验我就倒数了。
我疑惑自己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初一的寒假，我打包好行囊，向父母提出了退学，准备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出去打工。就如同电影中的那样，父亲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母亲掩面痛哭，“我和你阿达（爸爸）没日没夜地辛劳为了什么？我白天打扫大街，晚上还要兼职种地；你阿达白天在砖厂烧砖，晚上还要去种地为了什么？不就是想着你们姐妹三人能够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再吃我们这种没文化的苦吗！”
年少时，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总是让人永远难忘记。我将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全部买了学习资料，一个科目两本，一本教辅书，一本试卷。每天下晚自习之后，我就偷偷打着手电筒，用被子盖住，趴在床上开始学习这些附加的学习资料。偷偷一个人在校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背课文、练习汉语，练到走火入魔到睡觉时的梦话都在练习汉语。
我的学习成绩、汉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我原以为，我能够通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但改变命运的时候，父亲离世的噩耗打碎了这个梦想。多年来，父亲为了我们三个子女的教育日夜操劳，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多种疾病，从心脏病到肝囊肿、肺水肿。
父亲的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欠下无数外债。我和姐姐都毫无约定地选择了辍学，只是她选择了去广东，我选择了祖祖辈辈们耕耘的那片黄土地。
那时的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天津日报的张俊兰记者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凉山孩子们的张妈妈”。正是她用瘦弱的身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帮助了几万名像我一样的凉山贫寒学子重返校园。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为我的家庭送来了低保等政策扶持，为我送来了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正是在党和国家以及张妈妈一样的好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重新坐回了明亮、干净的教室。
回到校园后，班主任找到我谈心时说了一句影响我一生的话：“阿苏，现在党和国家、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士都这么关心你，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老师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学会把手心朝下，去帮助其他人。”这句话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时刻刻影响着我。
苏正民的本科毕业论文致谢。
三
我参加了高考，在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照顾下，我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走出了大山，实现了儿时那个靠读书“逃离”大山的梦想。
父亲始终坚持鼓励我读书学习，最终却积劳成疾，没能见到我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那一天。但我相信父亲始终是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夜晚昏黄的白炽灯下是母亲一针一线的爱。母亲是个不善言辞，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知道我要去外地读大学了，母亲腾出晚上的时间连夜为我缝制了一套彝族服饰，还将我书包的肩带，衣服裤子容易磨损的部位缝了一遍又一遍。“好好学习，活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是母亲对我为数不多的要求之一。
母亲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因为不认识字、不会讲汉语，22年来，她始终默默做着环卫工人的工作。以前，年少而又敏感的岁月里，我总是羞于谈及她的工作。可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环卫工人，靠手里的小扫把养活了一家人，靠瘦弱的身躯独自养大了三个子女。多年来，她靠淳朴、善良、坚毅、感恩教会我们成长，她总教导我们“做人做事和扫地是一样的，都要干干净净、认认真真”。
无论身处何处，无论在经历什么，想起母亲，我只有沉甸甸的忧伤。在外求学的岁月里，每当吃到美食的时候，我总会突然地悲伤甚至流泪，我总会联想到远方的母亲是否又为了省钱，一碗苦荞、一个土豆就草草解决了自己的伙食。
故乡的索玛花又绽开了，山坡上再也没有父亲沉重的脚印，火塘边只有思念成疾的母亲。
带着乡亲们的期盼，带着母亲“好好学习，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的谆谆教诲，我走出大凉山，又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老人们常说：“娃要多读书，读书的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可是，从小学到中学的路我走了很多年，凌晨的沙马拉达乡，天是不够亮的，山的那边还是山，大学的那边又是什么呢？
“孩子，再坚持一下，考上大学就好了……”就这样，我背起了行囊，在颠簸的火车中挨过了十几个小时，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巴士到站了，我回过神，收拾收拾下车，抬头便能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门，道路两边是熙熙攘攘脸上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同学。我有些恍惚，从小埋头读书的我确实没见过这种景象。我听到身后有一阵嬉闹的声音，转身看去，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置身于一片红蓝帐篷组成的海洋中。田径场天空的景色逐渐拉远，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叶扁舟。
因为自己的身高、肤色和家庭环境，从中学时代开始我渐渐变得无比自卑与沉默，总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有着很大的差距，总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不会主动跟别人去交流，更不会主动去参加任何活动。
“阿苏，我看武汉降温了，我给你买了套被子，已经到楼下快去取一下吧。”远在北京开会的赵老师，知道我一直只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后，偷偷为我买了一床厚棉被。进入中南大后，正是无数像赵老师一样的恩师与挚友，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这个“小男孩”家人般的温暖与帮助，让我的大学生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回想起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生活和来时似乎并无区别，我依旧拒绝同学们的热情对待，对老师朋友们的关心下意识疏离。这样的大学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真的能够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吗？
四
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凉山这片贫瘠的土地，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摆脱了贫困，渐渐过上了好日子。
我有些激动，作为受助者的我希望能够成为施助者，为那座山背后的孩子们做些什么。
“阿苏，‘百生讲坛’要不要参加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是用青年的声音，讲述青年的故事……”这一年，老师们推荐我参加了湖北省“百生讲坛”演讲比赛，“你刚好可以把你们家乡的故事分享一下，让更多人认识你们大凉山。”
一路走来，父母的期待、支教老师们的耐心、同学们的善意、老师们的鼓励……以上种种如同电影画面般地在我脑海中闪回，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更多的改变了，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能将自己的心锁在层层叠叠的峦嶂中。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读书，全身心地准备比赛。在团委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一次次地修改演讲的稿子，纠正汉语的发音。我不再拒绝他人的帮助，而是将这一份关怀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不再忧心来来往往的问候，而是将他人的善意坦然接受，并悄悄回馈。我将那头名叫自卑的野兽关进内心的牢笼，任由校园间的真善美一次次地冲刷它的爪牙。
终于，我来到了“百生讲坛”的演讲现场。面对这准备许久的一刻，难免有些紧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只得缓缓地将手中的稿子对折再对折，收进了口袋。深深吸了口气，一步、一步、一步，走上了灯光璀璨的舞台……周围的环境安静了下来。“大家好，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苏正民，是一名普通的大凉山彝族青年……”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这一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召开，举世瞩目，无数中南大的同学们都选择成为一名光荣的“小水杉”志愿者。
现在回首，2019年的“百生讲坛”是我大学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百生讲坛”让我真正树立了信心，真正摆脱了自卑，成了一个自信、乐观的人。也是在这一年，我发起了凉山阿依（儿童）助学计划，号召同学们“一天节约一块钱、一个月少喝两杯奶茶”，用月捐的资金去帮助凉山的困难学生。几年下来，有1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加入了我们，用点滴微光资助了65名凉山贫寒学子。
五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虽人不在武汉，我也挺想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
当得知团委和社区在招募志愿者之时，我第一时间报名成了洪山区双建社区的线上志愿者，为249户的武汉居民提供生活需求统计服务，每天都要接打六七十个电话。虽很辛苦，但是听着这些英雄的人民的声声关切与感谢，立刻又充满了力量。
与此同时，因为疫情影响，家乡的血站面临严重缺血，临床急需血液救命。得知这一消息，我与血站医生取得了联系，并承诺“只要需要，随叫随到”。1月至6月期间，我一共8次前往中心血站捐献成分血，并签署了器官遗体捐献协议，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影响了身边40余名师生加入“三献”（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的行列之中。我也一直坚持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32次。
苏正民的献血证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卡。
当时疫情尚未结束，家乡发生了“3·30”森林大火，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第一时间加入了防火救援后勤保障志愿工作，连续工作90余小时，直至火势得到控制。也是在这一年里，在学院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家乡凉山的教育和乡村振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性巨变，一路走来，我和我的家庭，正是这一巨变中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3月，在学校的推荐与组织的考核下，我有幸被推选为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百所高校、百名选手之一，与湖北另外5位同学一道前往北京参与节目录制，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7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大学生新党员培训示范班学员，前往红色圣地湖南韶山参加学习培训。10月22日，敬爱的党组织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在建党百年之际，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之下，我们还成立了凉山州教育基金会阿依助学专项基金，为更多凉山学子提供精神帮扶，助力他们更好地走出大山。
临近毕业，作为一名受益于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而走出大山的学生党员，我选择了报名加入研究生支教团，回到家乡大凉山支教。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我相信在我们一代代中南大青年的接续奋斗中，一定能够点亮更多凉山阿依们的求学之路。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四年是我收获、成长最多的四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中南大，再过一遍这样奋斗的青春！就如我们校歌里的歌词一样，无论走多远，我永远把中南大当作自己的母亲，爱护她，为她争光，永远以她为荣，我不会忘记在这里的每一天。
大学期间，苏正民多次前往凉山支教，图为他（右）在家访。
六
最后特别感谢丁丽红老师。没有丁老师的细心指导，我是难以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作为论文指导老师，丁老师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初稿，再到定稿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的指导我进行修改完善，丁老师一丝不苟地严谨学术态度，令学生感到无比敬仰。
特别感谢张俊兰记者、傅爱民叔叔、于艳平医生、唐英医生、莫杨志律师、罗梦雅律师、荣敬龙秘书长、谢国雄会长、何佳老师、翟珉老师、王月老师、邓梅老师、沈颖老师等多年来对我和家人给予的关怀与帮助。
特别感谢刘晓彤老师、杨茹老师、褚晶晶老师、王瑄老师、吕瑞老师、胡坤老师、钟开炜老师、符双喜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法学院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余小朋老师、葛明老师、石凌老师、赵晓老师、张雨舟老师、左思老师、谢吉老师、刘璐老师、于苏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学工部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梁娜老师、夏东伟老师、李司铎老师、尼加提老师、张艳芸老师、胡瑢老师、赵长越老师、刘诗卉老师、潘芳老师、吴昊老师、董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校团委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周巍老师、陈博老师、徐江老师、程凌华老师、白高辉老师、杜鹏老师、杜玥老师、徐志持老师、胡兰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党委宣传部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第24届研支团的梁睿涵、吕卓如、张海琢、庄原通、朱易、刘雨辰、周尚雯、王浩恩、陈一凡、沈佳瑜、林雨源、严宇飞、张心宇、袁婧怡一年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何其有幸……这一路虽坎坷崎岖，我却遇到了无数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感谢你们，让我暗淡的人生充满了光亮和希望。奈何文章有限，无法一一表达对你们的感谢，阿苏唯有继续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大山，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扎根最基层，永远做这片黄土地上最忠诚的儿子，默默耕耘一生以求回报党和国家、社会好心人士以及你们对我和家人多年来无私的关心与帮助。
来源：新华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共同利益取向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抗疫与世界
1.“致良知”：蕴含抗疫的力量
薛晓源： 人类正在经受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迄今全球确诊病例超过255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5万。面对疫情，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当下和未来。施寒微先生饮誉国际汉学界，巴拓识先生是德国第一位撰写王阳明哲学研究专著的哲学家。我想与作为汉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你们一起，从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去看中国抗疫，并探讨后疫情时代。
施寒微（HelwigSchmidt-Glintz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简史》。
施寒微： 中国严格遏制疫情的政策是成功的。由于政府机构及早采取行动，危险得以避免。人们对政府认真负责的行动抱有很高的期望，政府机构尤其经受了挑战。疫情显然增强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国也是多极化世界中合作构架的有力参与者。对中国而言，与国际社会的经验交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经验交流，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维度。最重要的是，国内高效的基础设施和集中治理经受了一次考验。国际社会应该分享中国的经验和中国从危机中获得的启示。
巴拓识： 中国是第一批遭遇疫情影响的国家，或者说，新冠病毒意外地以当时人们完全未知的状态突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方面做了宝贵的开拓性工作；中国的医疗工作者以崇高的牺牲精神救治了感染者；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格的遏制措施，给之后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能够成功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薛晓源： 人们注意到，儒家文化所辐射的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和日本，在这次抗疫中表现不俗。有人认为，东方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传统文化对抗疫有支持意义，人们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灵感和智慧，对抗疫起到了良好作用。
巴拓识（DavidBartosch），德国跨文化哲学学会会员，代表作有《“无知的博学”与“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研究》。
施寒微： 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社会责任意识根深蒂固。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可以用儒家传统来解释，也可以用历经几百年时间完善起来的社会建设来解释。“集体先于个人”的口号被认真对待。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成功遏制流行病蔓延的决定性先决条件。中国的成功首先会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产生激励作用。如果将中国式的成功作为一种范式化来进行学习和交流，那么中国式的成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度分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和群体支撑的共同利益取向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巴拓识： 在中国的政府决策者成长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行为会不断受到严格的训练和多方位的评估，要做到德才兼备。归根结底，“德”才是判断的最终依据和行为指南。这种对“德”的重视建立在中国儒家的伦理体系上。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把这种持续不断的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理解为“致良知”。从根本上讲，人是善的。这种意识支撑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它直接地、反复地反映在人所有的行动与决定，成为个人行动的指导原则。良知蕴含巨大的能量和耐力、公平和正直。谁能够从内心中的良知出发行事，谁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顺便说一句，德国诗人歌德在浓缩了他毕生经验的诗篇《遗嘱》中，也提到了同样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政府与人民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中迅速地制定出有效的抗疫方针，并且自觉地把这些方针融入实际行动中去，可以看到这种“良知”与“致良知”在社会危机治理中蕴含的巨大力量。
2.“知行合一”：在逆境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应变
薛晓源：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次疫情充分考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考验个体的小忍与群体抗疫的大局的内在互动，考验社会的坚忍和大义等重大社会伦理问题。
施寒微： 中国有一个长期传统，就是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手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思考城市与农村、各省与中央、个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比几乎任何其他文明都要多样化。儒家思想、道教、佛教，以及各种学派和绘画、诗歌等，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都为中国人所用。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说，都可以理解为中国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世界及其可能性、对新的解决方案有着植根于文化的开放态度。
薛晓源： 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经受过灾难的磨砺考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韧性”，这“韧性”大象无形，却澎湃有力，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困苦的制胜法宝。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兼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飞动之美——中国文化对“动势美”的理解与阐释》。
施寒微： 中国人的顽强和中国文化的坚韧，也是基于中国人内在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即便存在一些差异和矛盾。正因为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总能找到应对挑战的新办法，正因为中国表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所以今天的中国可谓是典范。这与其说是在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中国本身具备学习潜力。中国既可以借鉴自己的历史，也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地域的经验。中国的变迁史不仅是一部整个中国的历史，也是其各个组成地区的历史。在内部交流的背景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一个可以与欧洲相提并论的领土面积上，进行交流的可能性是多样性中保持统一性的一个极好的前提。
巴拓识： 我想中国实践成功的秘诀在于极强的应变能力。这种成功建立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灵活应变的决策上。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决策者们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并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去执行方案，去解决问题。其中既有对“知”的把握，又有对“行”的执着。这是一种不断学习带来的智慧，如果能够在逆境中自信自觉地运用这种智慧，就能够为克服未来面临的困难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薛晓源： 施寒微先生把这种特有“韧性”理解和概括为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巴拓识先生把这种特有的“韧性”理解和概括为对“知”的把握和对“行”的执着。我认为“韧性”是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思想的现实呈现。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能解读出“韧性”活泼的生命力和氤氲鼓荡的张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把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奉为做人与治国的最高价值理念。在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我想这句至理名言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是一个整体
薛晓源： 这次疫情冲击了国与国的关系、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不确定性、恐惧感、紧张感、冲突感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明显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讲仁、讲义、讲礼、讲道，讲行为的道德规范，这对后疫情时代处理国与国关系、人与人关系应该有所启发。
施寒微： 国际社会应从当前的疫情大流行中吸取经验。在疫情流行过程中，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弱点变得显而易见，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凸显。此外，人们应该避免自己对感染疾病的恐惧危及社会联系。面向未来的疾病预防需要对感染风险进行新的思考，也需要对疫苗接种和整个卫生系统进行新的审视。全世界都必须审视卫生系统的方方面面。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自己改善卫生系统的方法。
巴拓识： 我在比较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时发现，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强调善意、正义和良好的行为规范。但是中国在社会人文结构上却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在儒家的语境中，人的首要任务是专注于现实生活，专注于人们能够实际解决的、理性认识的世界，专注于人作为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联性，专注于完善自我的行为方式，其中提供了很多社会治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在疫情后的重建和反思中，会是人们急切需要的。
施寒微： 这场大流行病表明，今天部分人类面临的危险必须被理解为全人类面临的危险，要以这种意识与危险进行斗争。因此，任何社会的平衡和小范围内对正义的寻求，必须在大范围内经受考验。只有确保全人类的生存基础，才能长期确保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基础。尽管落实“同一个世界”理念面临着重大挑战，然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也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除了建立一个和平而多极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然而，对这样一个世界认知的抵制正在反复出现，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勿忘建立一个和平与和谐世界的目标。
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行人戴口罩走在涩谷街头。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环境问题和资源获取问题是核心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建立相关机构才能保障这类问题的解决。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人类有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所有国家的努力，而中国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在这种共同利益保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巴拓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处理当今国际问题的关键词和正确的出发点。这句话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古代的埃及、希腊、叙利亚、波斯和印度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土著人的智慧中也能找到。在欧洲，古罗马人虽然也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坚持这样做，这也许是古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有类似的思想。
我认为，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直觉，是王阳明“良知”的实践方式。而既然不同文明都认同这样的道德准则，那么在当前人类共同面对巨大挑战时，我们应该唤起不同文明的“良知”，建立起公认的道德原则，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来一起面对问题，而不是只顾及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人的私利。
4.致人的生命于不顾，是弃“良知”
薛晓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其中哪些思想在后疫情时代具有指导社会的现实性？
施寒微： 交互性思想，以及天、地、人合而为一的思想，是精神人文主义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变体中都被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拓展对动物与人类之间感染途径的了解，必须带来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种新的意识，特别是在资源保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的理解是很特殊的，认为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并非对立存在的，而是由两者形成了一个统一体。这种理解可以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将环境问题列入科学、实践和政治议程，与其他任何大国都不大一样。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各国的合作，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巴拓识： 中华文明是最古老的定居农业文明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保存得很好。这种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决定了一些特定的中国社会心理形态。要想成功地耕耘一片田地，就必须依靠一个社会群体的相互协同合作，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大规模的耕作行为的。我们感到，这种理念也被中国提升到现代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层面。
中国想要建立一种长期合作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且提出了双赢的理念。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已经提出了这种双赢的思想。从农耕社会来看，其中包含着一种成功的逻辑：如果一方邀请另一方进行农业合作，那么每个参加者都应该根据自己付出的劳动获得一份应得的酬劳。在当今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中，这种合作原则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合作也要建立在对自然的关注上，如果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那么自然环境会因承受极大的负担而迅速变得贫瘠，贪婪即使能够带来短期的利润，到最后却会失去一切。
这些道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却发现，人们在不断地做出错误的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类似的简洁但经典的道理，它们不仅适用于现代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文明。因为其中提到的解决方法，可以为目前人类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一些被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应根据各自的文化特点调整发展路径，这都需要一些中国的智慧。
薛晓源：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心修养，王阳明“心学”影响至今500多年，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施寒微： 心性修养是中国文学、文化和教育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人类尊严的核心，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适用。儒家认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离不开教育和修养，由此产生的学习和自我教育原则使得一个人能够为自我完善而不断努力。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需要通过教育和指导才能成为善人。今天我们知道，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会错失目标。
巴拓识： 刚才我提到了王阳明和他的“致良知”概念。他的思想学派被人们称为“心学”。“心”是他的核心理念。这里的“心”不是只局限于某个人的心脏，而是指一种人具有的基本而纯粹的生命力，它与人的意识一致，也与我们的仁爱之心一致。这种爱不仅是对人类同胞的爱，而且是对所有自然生命的爱。王阳明也称这种无处不在的意识为“灵明”。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因为这样一来，人与有机世界和无机世界之间就被无条件地统一起来，“心”与“理”，以及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一致的，也就是王阳明认为的“心外无物”。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是纯粹的人的世界，我们像鱼一样在人的意识中游动，并不能脱离意识而生活，整个世界的进程都在人的意识范围内。
依据这样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我们可以为一些目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今天人类拥有最现代的科技，宇宙飞船不断探索外星世界，最新的生物科技不断带来新的治疗方案，以延长人类的生命等等。但是，技术发展和社会建设不能脱离“心”的问责，不能忘记人存在的最本质的意义，不能没有“良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就非常明显地看到，有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即使他们掌握很高的医学水平，却是如何背弃最基本的“良知”，也就是置人的生命于不顾，而深陷困境中。在疫情稳定或是结束后，应该大力鼓励人们去反思疫情带来的危害，重新设计和调整公共卫生系统，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次疫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面临的大流行病。希望人们能从中汲取教训。
5.“和而不同”：学会接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薛晓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建立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借鉴意义？
施寒微： 孔子的“和而不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即使有分歧也要进行和解，这适用于国际关系。但在孔子那里，也是指“君子”保持和谐，但不随波逐流。需要指出的是，“和谐”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相互尊重和社会公正。这种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分享。因为没有对参与的分享和组织，人类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参与和分享的机制并不是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的，而是从小范围开始，从家庭开始，从乡村和城市开始，最后再到整个国家。这样的分享和参与的文化，必须一次次地被保护和被重新塑造。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世界中，中国将发挥的主导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
巴拓识： 我认为，一个国家除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和谐实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和谐”这个词，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和谐”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将张力进行平衡的精妙智慧。我们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处处充满紧张和冲突。而只有在紧张和冲突中，人自身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发展。和谐这个词最早来源于音乐，要想乐器发出优美的乐音，就必须把琴弦绷到恰当的张力。太松就没有声音，太紧就会被崩断。
把“和谐”放到国家发展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是指国家单一方面的能力，而“和谐实力”则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更重要的实力。甚至对于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也可以用“和谐实力”来解决很多问题，让不同国家达到差异上的互补和共同点上的共鸣。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首先学会接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后与其他文明合作共同发展，才能在下一次全球范围的大灾难中保证全人类的生存。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彭蓓翻译）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2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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