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经济体制改革2023年第6期）
［摘要］ 创新创业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内涵和外延原有异同的创新与创业的两个概念定义为一个集合概念，进而结合数字化转型中介作用，探讨创新创业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考察分析表明：创新创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创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间接中介效应。采用IRIEC指数、Moran’I 指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衡量创新创业空间效应，发现创新创业不仅会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对相邻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创新创业释放红利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大。鉴于此，应着力提升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发挥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创业进程中的作用，推进建立创新创业多元协同运行机制，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数字化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
［中图分类号］ F01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3）—06—0033（10）
［作者］ 贾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044；韩娇，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科技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8%，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快速增长。特别是创新创业对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起到了助推作用，也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1］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靠创新创业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高效释放创新创业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注创新创业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在微观层面，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以及创造力能显著促进经济发展；［2~6］在宏观层面，通过科技创新、科技创业、创业投资、创新创业能力、创业活跃度等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7~9］Audretsch（2007）从德国的区域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对基于区域知识的创业活动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以知识为基础的创业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积极影响。［10］二是关注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刘丽和丁涛（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11］肖土盛等（2022）实证发现，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人力资本升级和改善公司经营来实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从而为实体经济赋能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2］涂心语和严晓玲（2022）认为，政府应通过数字化转型与知识溢出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13］范合君和吴婷（2021）发现，可以通过教育水平和资本水平对数字化的调节作用来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14］
从已有研究看，创新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大多数学者从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15］而很少有学者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创新创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文尝试基于一个完整的框架探讨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创新创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讲，本文将创新与创业两个概念定义为一个集合概念，进而结合数字化转型背景搭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创新创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探究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创新创业的集合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
创新与创业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创新的内涵在于突破原有认识与实践的边界，形成发展运行中的新境界，其外延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创业的内涵在于社会中特定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所直接联系的寻求继续发展的行为，一个进入市场竞争的主体，如能在其选择的投资领域保持进入后的一小段持续生产经营状态，那么就可称其立足于创业状态了。创新发展是新发展理念所表述的“第一动力”，而生产经营主体的创业活动又必然成为社会总体创新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初始环节与“源头活水”。人们普遍认同创新与创业两者间存在交集与相互促进的机理。本文认为，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框架下研讨这两者的关系，可首先将创新与创业定义为一个集合概念。
其内涵是以包容性的多维度创新，特别结合了作为概念归宿的经济生活中生产经营主体的创业活动，形成一个特定的实践指向上可排除模糊与误解的“创新创业”经济范畴；其外延则是涉及所有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基于其主体身份确立与发展的努力而发生的经济行为的总和；换言之，一个市场主体于其特定生产经营领域立足企稳后，所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的扩张性努力都可概括为其“创新创业”行为的表现。
在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阶段，尤其需要从“创新创业”这一集合概念而形成的经济范畴进行深入认识，分析创新创业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影响于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应注重研讨作为全球创新发展前沿的“数字化转型”大潮，关联互动机制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与赋能作用，即侧重于认知现实生活中以数字化科技创新支撑的创业投资与生产经营，以及创业投资生产经营活动中融合的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行为。
2.创新创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1）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
第一，科技创新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业和创新相辅相成，创新实现最大价值的途径只有通过创业才能实现。Romer（1990）提出，长期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进步外生化并将资本内生化，知识溢出是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机制。［16］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阶段，创新创业的动力已经传导到供给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17］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来看，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第二，创业活动可积极促进高质量发展。Audretsch（2007）提出，创业能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模式。［18］创业活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知识溢出等推动高质量发展。［19］
第三，“在创新中创业， 在创业中创新”是“创新创业”的内涵体现，［20］两个概念关联的经济活动在大量场景中密不可分，互为支持，相互融合，所引出的正面效应表现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创新创业能力对高创新高创业能力地区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1］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予以实现。［22］由此可见，创新创业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创新创业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促进的直接效应。
（2）创新创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式影响
数字化转型实质是运用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产业和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的过程。［23］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创新创业逻辑，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我国中长期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可缺少的保障举措。可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时代创新创业的重要特征和模式。一方面，数字化发展可以提升创新创业活力。如，数字化平台在“创造性破坏”“颠覆性创新”的驱动下，打破空间限制使农村闲散和剩余劳动力等加入到创业者行列；另一方面，创新创业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使得产业与数字化充分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数字技术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推动市场由低效向高效演进。由此可见，传统产业不断数字化转型升级，可促成创新创业有效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中的升级发展。数字化转型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促进创新创业发展不断深入。随着中国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较低的经济效率和不合理经济结构的约束程度越大，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越显著。［24］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创新创业能力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3.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创业具有开放性、跨时空性和共享特征，尤其“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打破了创新创业要素跨区域流动限制，加速了创新创业跨区域融通联动发展。首先，各类创新创业平台促进跨区域融通联动发展，发挥平台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互补与服务共享。双创基地的建设不仅促进了本地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城市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5］其次，创新创业能力本身就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强化创新创业的空间协同性，可以缩小地区差距，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更高水平转移。［26］可见，创新创业不仅会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对相邻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创新创业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在理论作用机制的分析基础上，首先针对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传导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ln Hqdi，t=α0+α1ln IEi，t+αcZi，t+μi+δt+εi，t①
其中，Hqdi，t表示第i个省份在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IEi，t为第i个省份在t年的创新创业指数，向量Zi，t表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μi、δt和εi，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为具体分析数字化转型作为中介变量是否会影响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应。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ln DTi，t=β0+β1ln IEi，t+βcZi，t+μi+δt+εi，t②
ln Hqdi，t=γ0+γ1ln IEi，t+γ2ln DTi，t+γcZi，t+μi+δt+εi，t③
为深入分析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直接效应模型基础上引入各变量的空间交互项，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ln Hqdi，t=α0+ρWHqdi，t+φ1WIEi，t+α1IEi，t+φcWZi，t+αcZi，t+μi+δt+εi，t④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ρ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φ1和φc分别创新创业和控制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2.变量测度与说明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Hqd）
有些学者以人均实际GDP、全要素生产率（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仅以上述单一指标不能有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从多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被大多学者所采纳。本文参考孙豪等（2020）和张蕴萍等（2021）的研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 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7，28］记为Hqd。具体如下：本文选取GDP增长率、研发投入强度、投资效率和技术交易活跃度4个指标刻画经济“创新”；选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政府债务负担评价“协调”；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设立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单位产出的废水和废气等4个指标衡量“绿色”；选取外贸易依存度、外商投资比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4个指标衡量“开放”；选取劳动者报酬比重、居民收入增长弹性、城乡消费差距、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等4个指标衡量“共享”。
（2）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的测度（IE）
聚焦综合性创新创业能力，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团队结合大数据思维与技术，立足于企业家、资本与技术三大核心要素，构建兼具客观性、实时性与多维性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团队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IRIEC），衡量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发展水平。
（3）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DT）
目前，较少文献从区域角度对数字化转型水平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算，现有文献多是基于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评级指标体系。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创新综合效应的体现，它标志着数字创新的综合效应促使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体制出现。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主要参考张蕴萍等（2021）相关指标体系构建，［29］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性数字化转型指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层面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测度的指标体系。选用互联网宽带普及率、电话普及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互联网域名数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数字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数字创新投入水平、未来产业化水平三个方面衡量“产业数字化”；从数字化转型产出水平、企业信息化水平、数字金融水平衡量“数字产业化”。
（4）控制变量
在探究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过程中，为使模型构建更加完整和影响效应分析更完备，因此在构建模型中需选定控制变量，具体如下：政府投入（Gs），用科学技术支出比财政预算支出；人力资本水平（Lomc），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比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高级指数（Aiois），用第三产业产值比第二产业产值；资源错配率（Rmr），用资本错配率和劳动力错配率表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Eie），用高等学校科技活动（发表论文篇数）、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件数、专利所有权及许可权收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ifa），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展开研究，因数据可获得性问题，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未纳入研究范围内。研究使用的数据除创新创业能力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外，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CSMAR资讯数据库等。
对各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Hqd）的均值为5.7313，标准差为 0.1069，总体上看，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差异性。创新创业能力指数（IE）、数字化转型（DT）标准差分别为0.2416、1.0450，结果发现不同省份创新创业能力、数字化转型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控制变量看，不同省份在政府支出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不同省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差异最大。同时，对不同地区、省份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差异性进行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远高于西部地区，而且两地区的均值差异最大相差分别为近0.0814和0.2680，西部地区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偏弱；以中心城市为主的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也体现出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的“先发优势”。这一结果为检验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奠定了基础。
四、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探究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创新创业指数（I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创新创业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在加入了控制变量的模型（2）中，各地区政府投入（Gs）、产业结构化高级指数（Aiois）、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Eie）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Lomc）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源错配率（Rmr）、固定资产投资（Iifa）也未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同时，二者为负，意味着资源错配、固定资产投资均不利于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4。模型（1）表明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2）检验了创新创业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且上述两个模型中的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模型（3）中的解释变量创新创业与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数均为正而且显著，说明了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创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间接中介效应，说明数字化转型提升是创新创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假设2。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1）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分析
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首先需对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因此，本文采用全局Moran’I指数对研究对象的空间效应进行计算，结果见表5，检验结果显示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011~2022年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Moran’I指数均在1%显著行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各省份的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构建回归模型之前，采用LM检验、LR检验和Hausman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综合确定了时间和空间双固定的SDM模型。表6分别展示了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矩阵下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SDM模型中创新创业的空间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2289763、0.2558056和0.2652785，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现有基准回归结果不能有效衡量创新创业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边际效应，具体的空间溢出效应需借鉴偏微分方程对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分解，进而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解释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边际效应。从表6回归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采用偏微分方程分解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表明创新创业对本地、邻近和整体研究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创新创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溢出效应显著存在，说明了本地区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不仅能有效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于邻近地区和全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上述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假设3。
3.区域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地区存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创新创业能力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全国按照经济发展特点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发展区域。采用双固定面板回归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得出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7）。根据区域异质性回归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其中西部地区的不显著效应最为明显。本文综合考虑到区域异质性问题，东部地区创新创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产生上述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东部地区相较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言，其创新创业的发展水平更高，创新创业释放的红利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更强。
4.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构建模型和分析结果的稳健，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第一，用人均实际GDP替换被解释变量，作为度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创新创业总指数为0.158658以及五个子维度指标系数分别为0.0345、0.0216、0.0434、0.0354884、0.0255，均在5%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创新创业及其5个子维度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创新创业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第二，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采用缩尾法剔除一些极端值，做了缩尾处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5个维度分指标替换被解释变量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缩尾后创新创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标为0.0287和各个分指标0.0379、0.0524、0.0570、0.1233、0.0834的回归结果依然为显著正相关，且在5%以上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验证了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1）创新创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述研究表明创新创业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随着政府科研投入力度加大、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效应将更加显著；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资源错配率、固定资产投资也未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同时二者为负，意味着资源错配越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均不利于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同时，使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式和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2）创新创业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区域异质性特点。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创新创业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更强。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享受到的创新创业释放的红利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获利更大，在发达地区创新创业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大于欠发达地区。
（3）创新创业可以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创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间接中介效应，说明促进数字化转型是创新创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作用机制。数字化转型将不断促进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显著的创新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创新创业不仅会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对相邻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创新创业有助于形成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2.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着力提升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大力鼓励居民创业和促进向自主型科技创新引领转变。二是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创业进程中的作用，促进“创新创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完善推进创新创业多元协同的运行机制，建立“校、企、地”多方参与的常态协同合作体制机制，强化创新创业驱动的聚集功能。
* 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厅科学事业公益研究基金（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创新创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研究”（2022JH4/10100031）；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新时代高标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教育职能拓展与实践研究”（JGZ1DB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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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光明日报记者 罗旭 张哲浩 周晓菲
今年7月1日，陕西延安，宝塔山、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装扮一新，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上午8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驻足，就近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很多游客都是在党的百年华诞之日，专程来到延安重温红色记忆。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红色灯塔。这片厚重的土地，孕育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辉煌。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革命家们极其俭朴的生活细节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东方魔力”。他断言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胜利之本，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东方魔力”背后，是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生长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思想的凝聚——延安整风运动》（油画）郭健濂、陈宜明
延安市区俯瞰新华社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七大会址位于延安杨家岭，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基地。2015年2月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他动情地说，这里我来过多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1935年到1948年，13年延安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当年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创造辉煌、成就伟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938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时表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1939年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更是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为抗大首要的教育方针。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它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在延安的13年中，我们党从之前经历的挫折中快速成熟起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其中最根本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以延安时期为起点，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正是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境遇下，激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斗志和磅礴力量。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近30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40多年时间进行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今天我们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宦洁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党中央经过长征落脚陕北后，为了从理论上对主观主义进行彻底批判，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1942年2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又领导全党进行普遍整风，正式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贯穿于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从1935年到1948年，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革命和斗争的所在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七大、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实现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许耀桐说，“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新时代，延安精神中蕴藏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凝聚人心、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伟大事业提供了重要动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从延安时期起，陕北有首民歌传唱至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作为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抗大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五老精神”“南泥湾精神”，都是人民情怀、群众至上的公仆精神。我们党正因为始终用延安精神这个“蔓子”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同和拥护。
在延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1939年2月，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同志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了出来。1944年9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党的宗旨写进党章，科学回答了共产党人“干什么”“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执政宗旨和价值取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医院、办保育院、办识字班。1945年，仅教育投入就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蒋介石准备接待经费8万元；陈嘉庚到延安后，毛泽东请他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味鸡汤。这味鸡汤，是邻居老大娘得知毛主席有远客，特地送来的。后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也许，就是那顿饭那味汤，让陈嘉庚看到了国共两党的差别，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还有什么理由不拥护，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呢？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靠的就是始终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仍然会有乱云飞渡、风吹浪打，只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浪。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359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南泥湾，开辟了“陕北的好江南”。自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尤其是在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层层封锁围困，连一粒粮、一尺布都不准进入边区，我们的军队面临着没有补给的艰难境地。
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颓废萎靡，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气。1941年，为摆脱困境、打破敌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有效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
1945年8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一贯的精神风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中国梦铺垫了雄厚的底气。蛟龙下海、嫦娥奔月、复兴号驰骋万里……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让新时代中国不断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先进技术、关键技术求不到、买不来，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才有市场竞争力、才有国际话语权。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时指出，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回荡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雕刻着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懂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懂得当代中国。
现在，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约7.5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重要发展引擎。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延安精神是一座丰碑，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伟力。”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赵耀宏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需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不断前行。”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3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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