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沈从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话语淡出文学史的结果，他们的作品虽游离于革命主潮之外，却毫无疑问是新文学结出的果实。而张恨水所涉及的，却是更深层、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与旧，俗与雅。
2003年火热一时的电视剧《金粉世家》，让“张恨水”这一名字重新回到了许多普通观众与读者的视野。但比起民国时期张恨水红遍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情况，仍可谓相去甚远。
张恨水是活跃于20世纪20-40年代的通俗小说大家，在几十年间写出了百余部中长篇小说，其中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几部代表作，更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虽然绝大多数写作不脱离情爱题材，但张恨水的“俗”，主要是贴近平民视角和人间本色，并内含着对陈旧套路的变新和悲悯的格调。
可毕竟因为这“俗”的胚子，难入文化精英阶层与变革先锋者的眼。于是，在他当年受到市民阶层极广泛的喜爱的同时，就一直经受着来自新文学界的批判。他的作品被贴上标签，是为金钱的鸳蝴文学，被斥为“封建余孽”，是高呼启蒙的新文学发展路上的对手和阻碍。
最近，由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撰述的《张恨水传》出版。解玺璋不讳言，自己写《张恨水传》，包含了为这位作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在里边。在书中的“绪论”部分，他用了一连串“被”来描述张恨水，说其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
这评论中有作为传记作者的感情色彩和个人态度，但也确实出于张恨水与现代文学史的“不亲密关系”。可以做一个无意义的假设：如果张恨水不是生在一切都在大变革的20世纪中国，那他很可能拥有显赫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出入俗雅之间，缔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将传统的题材和文体推向高峰。但在“新文学”开天辟地的时代，张恨水甚至难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位置。于是，张恨水已经不再只是张恨水，而成为中国小说转折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张恨水
（1895～1967）
被称为“章回小说大家”，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还是优秀的报人。主要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巴山夜雨》等。
几乎从张恨水的小说有了广泛名气的一开始，他就受到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攻讦——尽管那通常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向着一切所谓“旧”的文艺。
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正发生着最剧烈的变革。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的声音，刚刚传开未久。他们的姿态是激进的，力量是弱小的，为了争夺读者与阵地，他们无法接受与庞大的旧文学体系共处，而是主动地寻找批判的目标，“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由此成为被他们攻击的重要对象，被斥为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是新文学前行道上的拦路虎。
而彼时的张恨水，是远离这一思想风暴的中心的。当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22岁的张恨水正徘徊于安徽潜山老家，苦恼于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帮母亲支撑父亲早逝的家。
他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喜欢读《聊斋》《水浒》等传统小说，尤其爱金圣叹的批评；在苏州蒙藏垦殖学校短暂的求学生涯中，还曾向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杂志投过两个短篇小说；他也读过一些外国小说，多数是林纾的文言译本。一眼看过来，青年张恨水所接触的，想要尝试的，从中获得兴味的这些文字，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新文学阵营的批评。
几年漂泊之后，24岁的张恨水来到北京，他一度做过进北大旁听的梦，但摆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务始终是谋生和养家，所以当有来自报社和通讯社的工作可做，求学的想法很快就放弃了。到1924年，张恨水加入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任副刊编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春明外史》也自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中记者杨杏园为中心，展现当时北京官场与社会的“乌烟瘴气，昏天黑地”，隐现着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影子。
出众的才华显现了出来，小说很快受到欢迎，据当时的同僚回忆说：
许多读者买到晚报，先看这篇小说，有的常到报社门前等着晚报出版。
在《春明外史》近五年的连载期间，张恨水又开始了长篇《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连载，这部以清寒人家出身的女子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之子金燕西婚姻悲剧为主线的小说，结构宏大而完整，描画了金家三代百十个鲜活的人物，也写出了一个豪门由盛而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金粉世家》打动了众多市民读者尤其女性读者的心，为张恨水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让来自任何阵营的人都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金粉世家》（2003年）
1930年，《春明外史》业已终篇，《金粉世家》渐入佳境之时，张恨水又应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之约，在《新闻报》上连载《啼笑因缘》，这部作品没有之前两部代表作那么长，在一年之内即连载结束，却成为张恨水受众最广、最轰动的一部小说，让他的文名从北京红到了上海，到了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程度。
《啼笑因缘》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其后被搬上银屏不下十二次，在各种戏剧、说书舞台上频频被改编，由于读者们意犹未尽，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反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补”等伪书、续书。
▲电视剧《啼笑因缘》（2004年）
出身安徽乡下，独自来北京打拼的张恨水，就这样成了知名的大作家。在市民读者群众受到欢迎的同时，他在新文学批评家眼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得到了迅速提升。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
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
把张恨水的名字置于“鸳蝴”几大家之首，这是对其影响力的另一种承认，也是对张恨水所属流派和阵营的明确划归。
尽管张恨水本人和“鸳蝴”的主将并无什么来往，也从未在其主要刊物《礼拜六》等发表过作品，但由于他所采用的章回体，关于男女情爱的题材，和所受到的市民阶层的欢迎，还是被指认为“鸳蝴”的代表作家。1932年，钱杏邨（阿英）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更直指张恨水是“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表，是“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中的“骄子”。激进的眼光让左翼批评家们看不到张恨水给章回小说注入的新意，也没有兴趣关注他小说中俗中带雅，雅中有俗的独特追求。
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
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所受到的批评与抨击，虽然并不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上的成功，却延续到了之后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正如解玺璋在书中感叹，“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张恨水的位置”。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有了一些对张恨水较为公允和平和的评论，比如茅盾在文章中提到，“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但在张恨水身上发现些许“进步”的色彩，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在文学史中的尴尬。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史，自然不会有张恨水的一席之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被重新“打捞”并得到了重视，比如张爱玲、沈从文都等来了阅读热潮，但相比之下，张恨水仍然是寂寞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著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虽然从关于“通俗小说”的两章里，能读到对于张恨水较为公正的介绍和评价，比如说张恨水“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实现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文学使命”。但翻开作为辅助的“课程学习指导”可知，这两章从来不是需重点讲解和掌握的内容。
为何会如此？张爱玲、沈从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话语淡出文学史的结果，他们的作品虽游离于革命主潮之外，却毫无疑问是新文学结出的果实。而张恨水所涉及的，却是更深层、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与旧，俗与雅。
当现代文学史远远不只是一个时间分期，而是一部以文学革命作为发端，讲述“中国文学如何现代化”的历史，像张恨水这样脱胎于传统文学，专注于温和的革新与改造的作家，实在无处安放。他并非新文学的顽固反对派，反而不断吸取着新文学中的养分，但永远不会、也并不想要追上先锋们的脚步。于是越是要公允地对待他，他在目前文学史框架中的位置就越游离其外。
俗与雅的冲突就更是一个贯穿古往今来的大话题。学者杨义1995年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中说：
文学史写作，似乎比一般民众阅读更多清规戒律，偏偏在俗众热闹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以此证明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
实际上，这又何止是文学史写作中的现象？每每越是受到市井百姓欢迎的作品，越是得到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就越难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正视。
解玺璋对张恨水的兴趣也正来自于此，他说，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发现围绕着张恨水的争议，和讨论通俗大众艺术的价值问题是相通的，而他自己的感受——
有时候精英文学有点那种很霸道的、自以为是的东西。
所以在他看来，关注张恨水，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态度，究竟该如何认识？真的是毫无意义而必须抛弃的吗？”“通俗文学、城市市民文学的存在有没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它们有没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适用于自身的审美批评标准？”这些问题不止关于张恨水，却至今也未必能很好地回答。
真实的张恨水在哪里？
尽管长期被争议声缠绕，但在当时，张恨水从未公开回应过来自新文学界的批评。到成名多年之后写《写作生涯回忆》，也只是非常通达地说：
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
他为人低调、平和，工作勤奋，有传统文人的修养，也有自己的清醒和原则。
终其一生，张恨水和他参与主办的报纸，都真正做到了“不党，不群”。他把身段放得很低，为市井中人写作，为普通百姓办报，他总结过自己办《世界晚报》副刊的宗旨，说所抱住的一个信条是“卑之无甚高论”。其约法三章为：一，绝对不谈大问题；二，绝对不批评大人物；三，不研究高深的学问。追求的是让大家感到好玩和有趣。
他的写作同样是贴着市井，“无甚高论”的。写作《金粉世家》时，尽管新文化的风已经吹到各处，但张恨水没有让冷清秋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
受着故事的限制，我没法写那种超现实的事。
那些男女，除了吃穿逛之外，你说他会具有现在青年的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让《金粉世家》中的男女具有现代青年的思想不可想象
这样的创作和办报观念，鲜明地区别于“启蒙”者们。后者正是要通过文学，通过来表达自己的“主义”，来传达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张恨水对时代的感知，对新事物的接纳，恰是和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被动性，而不是站在启蒙者的角度去引领。
20世纪的中国，是属于启蒙的，鲁迅《〈呐喊〉自序》中对于“铁屋子”的比喻言犹在耳，但几十年过去，当我们回转头去，是否能发现一些被遮蔽了的东西？同样做了多年报人，主编过报纸副刊的解玺璋就有这样的反思：以启蒙、教育民众的思路办报，而不是把自己放到和民众较为平等的地位上思考问题，这件事本身是否有问题？张恨水不以“工具化”的思路做小说做报纸，这其中是否有现在仍可借鉴之处？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张恨水的传记、回忆录出版了不少，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但其主旨，仍多接近为张恨水“翻案”，虽然对以往的偏颇有所纠正，但对其文学和报人生涯的真正研究远未充分。解玺璋感叹张恨水研究的欠缺，说：“张恨水写了3000多万字的东西，我们读过多少？我们读过有300万字吗？没有。”在批判和翻案的文学史漩涡中，怎样去寻找和认识真正的张恨水？这位在写作生涯中为普通读者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动人故事的作家，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张进 安安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
张恨水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被学者范伯群誉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将西方小说技法与中国传统章回体相结合，借助报刊连载，成功开辟出通俗小说的产销之路，一时轰动文坛。
考察张恨水作品的传播历程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张恨水在国内家喻户晓，但在海外却相对冷清；单就其人其作在海外的情况看，则是研究多、译介少。缘何会出现这双重“冷清”与“热闹”？对其做一番爬梳或可发现些许端倪。
作品零星传播至海外
张恨水作品全译本有4种，最早的是《满城风雨》。日本军人山县初男出于政治宣传目的于1939年6月将其译成日文，更名为“支那的自画像”，由日本东京冈仓书房出版。1943年11月，日本译者饭冢郎出于学术研究目的，将《啼笑因缘》译成日文，由生活社发行。1956年，日本汉学家常石茂将《白蛇传》译成日文，更名为《白夫人之恋》，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1997年，威廉·莱尔将《平沪通车》译成英文，更名为“Shanghai Express”，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恨水作品的节译稍多，有英文版4种、日文版2种。1940年，张恨水的《大江东去》连载于香港《国民日报》，1942年出版单行本。1949年，张恨水在《新民报》发表《写作生涯回忆》说：“这书在美国听说有节译本，发表在报上。报，我未见之，是朋友告诉我的。”可算节译本英文版的一种。此外，香港还有《啼笑因缘》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译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谭景辉博士翻译《巴山夜雨》的节选(他也节译过张恨水的散文集《水浒人物论赞》)；1987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州立大学王晓薇博士论文中的译文。王晓薇的博士论文题为“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其中引用并英译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的部分文字，也翻译了《写作生涯回忆》《我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部分内容，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日文节译有两种，都是相关研究者需要引用作品部分内容时所译，传播范围较小。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零星翻译了张恨水的作品。2004年，由张恨水小说《夜深沉》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分镜头剧本，被中国传媒大学鲁津译成英文出版，名为“The Long And Dark Night”。此外，翻译家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4》201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采用中英对照的方式向海外读者推介了数十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其中张恨水的散文《81岁结婚》入选。
研究价值日益彰显
相比张恨水作品零星翻译的“冷清”，海外学术界对张恨水的研究更为“热闹”。在日、英、美、韩等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关注张恨水的学者，他们对张恨水的研究与评价有局限也有创新，大致有以下视角：
其一是以西方现代文学观为视角批评张恨水的作品，认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创作手法传统、思想倾向守旧，此观点的代表当属美国学者夏志清。1961年，英语世界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问世，作者夏志清并未将张恨水纳入考察视野。2013年，夏志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写作此书时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而张恨水是老派的写法。与其观点相似的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提到张恨水时，顾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说家，但他从来没有融入到现代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他的写法还是非常传统。他有非常固定的道德观，对现代性几乎完全没有认识”。由于他们采取的视角是纯西方的，也就不可能对“在传统中改良”的张恨水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二是从社会学、文学的角度看待张恨水小说，还原张恨水小说的社会背景，客观评价张恨水小说的价值。美国汉学家Perry Link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鸳鸯蝴蝶派： 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Perry Link对张恨水《啼笑因缘》的情节设置高度认可，并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这是海外张恨水研究的一个进步。2001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后风行西方汉学界。在该书第四编小说卷，编写者Philip F. C. Williams指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堪称20世纪最流行的三四部长篇小说之一”，他认为张恨水小说对上海读者的影响近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这一观点具有世界文学格局，颇有启示性。
其三是从现代中国城市的视角研究张恨水小说，考察张恨水的文化倾向。1996年，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出版，该书从城市文化想象角度研究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空间构形及性别文化内涵，指出张恨水在对“北京形象”的构形中展示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象征性胜利。故此，张英进认为，张恨水足以形成自己的文学流派，不宜被划入鸳鸯蝴蝶派，其观点颇具创见。
其四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张恨水小说，肯定他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2005年，美国学者马克兰在《张恨水的中国通俗小说(1919-1949)》中认为，张恨水参与了整个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的历史进程，肯定了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对现代文学史作出的贡献，这一观点较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的张恨水研究有了根本的反转。
总体而言，张恨水的海外学术研究经历了从上世纪单一的研究到21世纪的多元研究格局。虽然张恨水的知名度在海外远逊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但其小说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状，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对海外学界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整体风貌具有独特价值。这恐怕是张恨水的研究价值日益彰显的原因。
通俗文学海外译介待加强
从读者群体的规模看，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赵晏彪说：“自张恨水先生始，才有了畅销文学。”他认为，张恨水的作品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传播性，充分具备海外传播价值。
的确，张恨水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即使在作家去世的几十年后，其小说依然被改编成影视剧在大众文化中经久不衰。除《天河配》《落霞孤鹜》《美人恩》《大江东去》等12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外，自2003年同名电视剧《金粉世家》在央视热播后，张恨水小说出现了电视剧改编热潮。2004-2008年，《红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纸醉金迷》等大陆出品的电视剧都改编自张恨水的作品，并取得收视佳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作品不仅具有民族性、通俗性，也同时具有现代性、现实性。
但目前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的海外传播情况还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通俗文学的轻视有关；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西方文学观念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张恨水的价值不彰。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非华语阅读群体中，当前的问题并非是张恨水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而是对他个人及其作品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就目前张恨水作品的翻译情况看，译本语种仅有英、日两种；就体裁而言，小说为主，散文、杂谈少之又少；就题材而言，言情小说占多数，社会小说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就代表性而言，只有《啼笑因缘》的全文被译成英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夜深沉》等经典作品缺乏全译本。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张恨水作品在海外的影响，也反映出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整体情况。
鉴于此，加强通俗文学经典的海外译介很有必要。国内文学出版社及高校相关机构(如国际写作中心)等可适当关注通俗文学领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着手相关翻译项目；近年来，“新时期张恨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等会议的召开，也对增强中国通俗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有所裨益。此外，还可以发挥通俗文学易于接受和传播的特点，利用网络平台(如中国文化译研网等)向海外推介相关作品，包括其影视改编作品。除张恨水外，李涵秋、刘云若、秦瘦鸥等通俗小说家的经典作品也应得到关注。
加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不仅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独特风貌，更能让海外读者和学者看到中国文学民族性、通俗性、现代性的另一面，对其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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