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斗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黄委会对黄河下游河道整治进行了规划，认为黄河下游河道防洪安全关系着黄河下游平原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十分重要，目前黄河下游河道防洪形势依然严峻。河槽淤积萎缩严重，主槽行洪能力降低，中等洪水漫滩,容易出现斜河、横河险情;堤防强度不足，部分大堤断面高度和宽度均不满足要求,还有獾狐洞穴等隐患，大堤溃决危险依然存在;黄河下游高村以上河段堤距5～10 km,主流摆动多变，控导工程不配套，有的险工坝垛根石不足，新的整治工程尚少，且基础较浅，未经大水考验；黄河下游滩区和东平湖与北金堤滞洪区180多万人缺少安全设施，一旦滞洪，临时撤退转移有困难。因此，黄委会初步规划，一要加高培厚大堤，二要加固险工坝垛，三要整治河槽，四要加固东平湖部分围堤，增设滞洪区安全设施,估计需要投资35亿元。
我认为黄河下游河道的整治关系着下游平原的安全，十分重要，目前防洪设施不配套，主流游荡摆动不定，很不安全，所以整治黄河下游河道是根治黄河的关键措施之一，必须抓紧进行。修建小浪底工程后，能提高黄河下游河道防洪标准，并减淤20年，但洪水下泄将影响下游河道的冲淤状况,特别是小浪底水库运用初期，清水下泄，下游河势游荡变化，可能危及堤防。如遇大洪水，要保证防洪安全。所以国家计委批复小浪底工程设计时指岀，“小浪底工程上马,决不能放松下游堤防的维修加固，……将不断提高防洪能力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不能掉以轻心”，是十分正确的。
黄河下游河道来沙量，目前估计为年平均13.5亿t,需要进一步核实，还要估计丰沙年和少沙年的来沙量，以及小浪底水库各个时期调水调沙下泄水沙情况，拟定下游堤防加高培厚、险工加固、河道整治方案。而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河势确定了险工位置及对险工和大堤的加固要求，各种来水来沙年和小浪底水库各个运用时期下泄水沙量又是不同的，情况十分复杂，要提出整治黄河下游河道的预可行性报告或初步设计，有理论计算和模型试验的充分论证，报送上级，经审査批准后，再请国家计委拨款实施。因为工程巨大而复杂，必须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才能收到实效,应该经过这种程序。
黄河平均每年有10亿t泥沙进入河口地区，在河与海交汇处，大部分泥沙淤积在三角洲填海造陆，河口迅速淤积延伸，上游河道产生溯源淤积，入海流路就会岀汊摆动，进而改道，形成淤积、延伸、改道过程，不断循环演变,将使胜利油田和三角洲工农业建设受到巨大损失。所以黄河河口急需整治。黄委会和胜利油田提岀了《黄河入海流路规划报告》,1992年国家计委已批准。1993年底黄委会报送了《黄河入海流路治理第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工程投资经水利部与山东省和中国石油总公司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已报国家计委审批。“建议书”认为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可使现行清水沟流路西河口至清7断面的河道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清7断面以下需要有一定的摆动范围，安排为北汊1和北汊2。目前各方面对清7断面以下是否改道尚有不同意见，工程投资也未落实。
我认为黄河河口需要治理,但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对一期工程进一步研究,提岀预可行性报告,有理论分析和模型试验验证，报送上级审査批准，工程投资也需要落实。看来，一期工程要早日实施。
在小浪底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阶段,对水库的防洪、防凌、减淤、供水和发电运用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报告，经过批准。但水库建成后如何优化调度运用，使其充分发挥以减少下游河道淤积为中心的最佳综合利用效益,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80年代后期由于龙羊峡水库的多年调节和工农业用水的发展，汛期进入下游的水量大幅度减少,水少沙多的矛盾更为突出，出现了水沙两极分化的新情况，因此，更需要进一步研究水库优化调度运用方式。黄委会在1993年提出了《小浪底水库运用方式研究大纲》，计划1994—1998年开展工作。这个大纲已报送水利部请求审批，并拨发经费，研究内容有：近年来黄河水沙变化情况；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运用方式和既延长水库寿命，又利于下游河道整治，以减淤运用为中心的综合利用调度方式。目前黄委会已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运用初期库水位为205 m时，开始发电,调水调沙，淤滩冲槽;逐步提高库水位运用，增高淤积高程,增加发电水头，到水库正常蓄水位275 m时，保留库容50亿m3。这样可延长水库寿命，取得最好减淤效果，30年内能取得相当于下游河道20年不淤的减淤效果。
我认为水库优化调度运用是必要的，但问题十分复杂，首先要预测来水、来沙情况，包括平均水沙年、丰水丰沙年、丰水少沙年、少水少沙年、少水多沙年等。继之，要研究水库调水调沙运用对库区冲淤变化和水库淤积过程，以及对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情况、减淤效果和河道整治的影响，而水库冲淤又是与下游河道减淤和整治相互联系的，要对双方都有利。最后还要考虑到水库的综合利用。研究工作是大量的，有很多方案，既要做计算分析，又要做模型试验，水库和下游河道都需要。最好由各单位平行做模型试验和计算，以便互相验证。水库正在建设，对此要抓紧进行研究，并要与河道整治工程研究同时进行，时间紧迫，要有充足经费。
黄河流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诸省区，养育着沿河人民，是我国的母亲河,但水资源紧缺，而工农业和生活用水量不断增加，还需要水量冲沙入海，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黄河下游河道每年断流时间和断流河段加长，主要是由于来水量少，上游用水增加，再加上上游水库调度较少考虑下游用水所致。对此，黄委会提出加强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严格分配各省用水，集中统一调度，提高用水水价等对策。
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要逐步实现。加强管理、统一调度是必要的，请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高水价，看来要逐步实施。关于水资源合理分配问题，现已有国务院批准的分水方案。随着流域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和生活用水不断增加。龙羊峡和刘家峡水库建成后，增加了供水能力，也增加了用水量；万家寨和李家峡水库建成后,要发展工农业用水；将来大柳树、碛口、古贤等水库修建后，增加了调水供水能力，也增加了工农业和生活用水。所以必须大力开展节约用水，提高水价能促进节水。现定黄河水资源分配方案已实施多年，宜进行总结，根据实践经验,可否进行必要的修正。此外，平水年、丰水年、枯水年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应该分别加以规定，才能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都重视黄土高原的治理，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产、减轻土壤侵蚀和减少入黄泥沙等方面收到明显效果。但由于自然条件差，治理难度大，多沙粗沙区治理进展缓慢，水土流失仍很严重。据估计，每年进入黄河下游的沙量为13.5亿t,由于水土保持的效益，减少了泥沙2.5亿t,但遇丰水年又兼遇大暴雨情况下,黄河中游来沙量超过15亿t,黄河下游河道年淤积量4亿～5亿t。若遇五六十年代来水年份，黄河中游来沙量将高达20亿～30亿t,大幅度地淤高下游河道。此外,中上游人为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0.3亿t。中游水土保持生效需要较长时间，小浪底水库使黄河下游河道减淤只20年,将来中、下游其他水库修建后，能起减淤作用，但几十年后也将把水库淤满。所以必须抓紧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黄委会提出将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治理开发列为国家基本建设重点项目，加速治理。水土保持治理要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要用政策调动群众对水土保持的积极性，要增加国家和地方的投入，要把多沙粗沙区的治理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列为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组织全国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参加，要有足够的科研经费。
我认为中游水土保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是治黄的根本措施，只有中游水土保持搞好了，入黄泥沙减少了，黄河下游河道才能得以根治，这是百年大计。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要长期坚持搞下去。
黄河灾害及其治理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黄河安澜与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命、生活与生计。2022年12月3-4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举办第十九届年会暨“历史时期黄河灾害及其治理”学术研讨会，回顾和梳理学术界有关黄河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本次会议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与公共安全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借助腾讯会议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近70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20余篇，在线参与会议人数近270人。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秘书长唐豹，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分别致辞，指出会议的举办不仅有助于加强学术交流和互鉴，总结历代治黄的经验、教训，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从而推动灾害史研究、黄河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也将有助于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随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赵晓华教授作年度总结报告，详细汇报了过去一年专委会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参与协会工作、会员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进展。
黄河
本次年会特别设置了两场主题报告，分别由灾害史专委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夏明方教授，灾害史专委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安介生教授主持，徐海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王尚义（太原师范学院）、钞晓鸿（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韩昭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颜元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高建国（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潘威（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贾国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陈蕴真（独立研究者）、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13位在灾害史、水利史、黄河史研究等领域耕耘多年、成果卓著的专家发表演讲。
徐海亮教授的报告《显学中的“显学”——20世纪末对于黄河泥沙问题研讨的回顾》，从历史地理学界对黄土高原生境和侵蚀与产沙的认识、水利泥沙界与地学界对侵蚀产沙及变化的探讨等方面回顾了20世纪末学界对于黄河泥沙问题的研讨，随后对一九五零年代以来水土治理的行政号召与社会运动予以阐述，说明关注泥沙与土壤侵蚀问题，是学术认知与国家行政动员、社会响应与实践三位一体结合的结果，最后结合自身对于历史上黄河下游堆积与中游来沙变化的探索指出，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反观历史，需要用现代河流泥沙科学概念去思量、理解古文献叙述的黄河历史水沙问题。
太原师范学院原校长王尚义教授的报告《历史流域学视阈下流域旱涝灾害研究》，以明清时期汾河中游的旱涝灾害为例，从历史流域学的视角下揭示历史流域学在旱涝灾害的流域性、旱涝灾害的定量与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并借此阐发在处理明清旱涝灾害资料的提取与分析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流域资源与流域灾害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流域资源的生命力和不同时段的承载力问题。
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的报告《谭其骧与张相文——黄河治理研究的学术史补正》，在深研与黄河治理相关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学术史梳理与选题择取的深沉思考，进而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问题”这一脉络中来研究谭其骧与张相文两位历史地理学前辈的黄河研究著述，解释谭、张二位先生文章的异同及其传承关系，进而阐发研究谭、张的黄河史研究，对于黄河史研究的意义以及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启益。
复旦大学韩昭庆教授的报告《黄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详细介绍了历史时期人们的黄河记载，传统时期黄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方法，还介绍了黄河史研究在环境史视角下的黄河变迁研究、数字化视角下的黄河变迁研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河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颜元亮教授的报告《明崇祯十五年黄河水淹开封史实研究》，论证了关于明崇祯十五年黄河决口原因的几种观点，认为明朝官军和李自成均实行了多次掘堤行动，双方的行动虽均未完全成功，但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黄河堤防，尤其是明军的引水开渠行动，形成了洪水通道，造成了水淹开封的大灾难。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的报告《山东晚清黄河决溢考证》，在以德州、东营、菏泽等地为例阐述铜瓦厢改道后，河水容易决溢的具体情况后，利用丰富的图表直观展现出晚清黄河决溢流经地区、范围以及每年决溢次数等问题，认为历史事实证明黄河决口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清廷经济，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的报告《从权力操纵到市场配置：淮患成因与张謇导淮理念》，从权力操纵与市场配置的角度，细致考察淮患的成因及实业家张謇的导淮理念，认为张謇治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试图通过市场手段化害为利。但这一理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通过资源垄断以谋求私利的官僚集团。治淮之所以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的问题，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导致其导淮计划难以实践。
山西大学张俊峰教授的报告《宋元以来的泾渠兴衰与水利社会变迁》，以历代泾渠水利图和水利图碑为基本线索，围绕“如何应对不确定性”这一问题，从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宋元以来的泾渠兴衰与水利社会变迁等问题，努力地将“不确定因素”纳入灾害史研究的考量范畴中来。
云南大学潘威教授的报告《河务初创：清顺治时期黄河“岁修”的建立与执行》，关注顺治朝的河务初创问题，这一问题作为清政府河务运作的起点，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认为其执行方式和效果对结束明末清初的“河患”乱局、稳定漕运、开创清朝河务管理方式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开大学贾国静副教授的报告《乾隆后期黄河频繁决口的治理逻辑及相关问题》，以乾隆四十三年仪封决口的抢堵工程为中心，在梳理堵口另案大工史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该时期河政的实践样态及其影响，指出黄河治理作为国之大政的实践样态，既昭示出后续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出传统国家治理的应急逻辑以及自然因素作为变量的重要作用。
独立研究者陈蕴真的报告《人河耦合系统演化规律初探：来自黄河和密西西比河治理史的启示》，在细致分析对比中国的黄河与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史的基础上，进而探究人河耦合系统演化的趋势、普遍性规律和产生差异的原因，对于从比较的视角下研究河流及其治理非常有启发意义。
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的报告《“鼠疫”概念的形成及其知识史意义》，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概念史和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出发，细致梳理呈现“鼠疫”这一概念出现和流行的来龙去脉，认为“鼠疫”的出现与通行，在事实上开创了中国人畜共患病学的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共患疾病的动物命名人疫的新范式。
山西大学郝平教授的报告《中国北方历代瘟疫的特点及防治经验》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北方地区从先秦至民国期间的瘟疫流行概况，总结疫灾演化规律，探讨北方地区历代瘟疫防治的特点及防疫经验，进而指出中国北方历代瘟疫防治实践，为现今社会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具体而又丰富的历史经验。
本次大会按照以往的年会惯例，设置圆桌论坛，由夏明方和王林两位教授主持，围绕“多元视野下的黄河史研究与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展开讨论。高建国、徐海亮、颜元亮、周魁一、吕娟、钞晓鸿、马俊亚、余新忠、安介生、陈蕴真、张俊峰、潘威、贾国静、闵祥鹏、吴朋飞等学者参与讨论并发言，论坛讨论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黄河史研究及黄河治理中的危机意识、灾害史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与多学科交叉互鉴、跨学科合作的有效路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之间的关系、黄河史研究的语境化与时代化问题、水灾中的人为破坏因素、水灾中的利害关系转化、“大黄河”的协同联动研究、底层视角与市场逻辑、河流的航运功能与疫病传播的关系、从“人”出发的黄河史、河湖关系、灾害史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与万物并作、“以人为本”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生态史研究、数字黄河与水资源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黄河史研究、黄河作为历史演化动力的考察等多元视角等等。
圆桌论坛
本次大会共设八组专题小组讨论，主要围绕黄河灾害与治理、黄河问题的多元透视、黄淮流域的灾害与治理、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灾害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历史上的救灾活动、灾害史视野下的慈救事业等议题展开。
此外，本次年会延续了往届年会的传统，为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设置青年学者论坛，共有十组专题讨论，除与黄河灾害与社会应对直接相关的议题外，还涉及历史上的黄灾治理及其社会影响、河患及其治理、救灾法规与制度、灾害与社会应对，灾害史视域下的灾害文化与个体生命活动，灾害与卫生防疫，中共领导下的黄河治理等议题。
包括青年学者论坛在内的十八组分小组讨论，其中既有具象的与黄灾及其治理相关的专题研究，也有视域更为宏阔的关于黄河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中西河流的对比等前沿研究，既有历史的视野，也有现实的关怀。无论从灾害研究的种类、内容、视角、方法还是史料运用等方面来看，诸位学者的精深研究，都将推动灾害史研究向更加跨学科、宽领域、区域协同互动、多元文明互鉴的方向迈进。
大会闭幕式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海林教授主持。首先由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古帅、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吴朋飞、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韩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光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松、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辛静、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祝介梅等七位学者作各小组总结发言。随后，灾害史专委会名誉主任高建国研究员围绕“了解黄河政策，认知黄河文化”做了专题报告，对于引领和推进后辈学人的黄河史研究大有裨益。灾害史专委会主任夏明方教授从黄河史研究的大数据研究入手，对黄河史研究的成果进行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黄河史研究的演化过程，对黄河史研究的成就予以客观评价，并对黄河史研究的不足和前景进行了反思，对于引领未来的黄河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林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学校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会务组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据悉，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二十届灾害史年会将由山西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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