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zhczyj）作者：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2020年8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
钱学森在195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他由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而得奖。新华社记者牛畏予摄
由此可见想要顺利获批并不容易，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流传已久的“钱学森之问”又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据称这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个传言的缘起是一个事实——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7月29日在北京看望了94岁的钱学森。温总理向坐在病床上的钱学森介绍了政府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并采取自主创新方针的情况。钱老听完介绍后表示，“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图|新华社
温家宝表示同意说，“而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
就在这个时刻，钱老说出了后来受到演绎的一段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段话被演绎成为“钱学森之问”的转折点是在钱老于2009年10月31日逝世后不久，即同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1]，信中说：“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旨在呼吁重视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并推进教育改革，演绎出来一个“钱学森之问”是用来加重公开信的分量。
从此，被演绎出来的“钱学森之问”本身也被不断地演绎。
如果在网络上搜一下这个主题，会出来一堆如下的文章标题——
“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国家培养不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为何解放后的人才无法与民国相比”。
当然，钱学森的任何谈话都没有这些意思，因为硬说涌现出一群“两弹一星”元勋的体制比不上连一台手扶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的“民国大师”，确实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为了澄清到底什么是“钱学森之问”，我们回顾收录在《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中的一封钱学森亲笔信（第176-177页）。下面是这本书、钱学森亲笔信的照片以及信的全文。
王寿云同志、于泽元同志、戴汝为同志、汪成为同志、钱学敏同志、涂元秀同志：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
1. 我国理论物理3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它先于国外的“夸克”理论。
2. 我国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
3. 我国成功地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4. 我国成功地解决了大推力液体燃料氧化剂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问题。
5. 其它。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 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奉上所说文章复制件，请阅并思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1.2
钱学森的这封亲笔信写于中国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或“以市场换技术”的高潮期，他对这种政策显然是持批评的立场。他认为中国能够创新而且必须创新，不能对外国科学技术亦步亦趋。 虽然钱老是从他所熟悉的科学技术角度提出问题的，但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针对一切与科技进步相关领域（如工业）的时代之问。
钱学森写于1995年的信可以帮助界定他的2005年谈话的涵义。稍微理论化一点地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谈话中的那段话有一个因果关系：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因变量）是“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自变量）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其标志（自变量的本质特征）是“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在这个因果关系中，钱老如果有疑问的话，也不是针对结果，而是针对原因，即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至于“冒”不出杰出人才，则是不按照创新模式办学的必然结果，没有悬念。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按照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实钱老在1995年的亲笔信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换句话说，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变成了跟随型的，不敢原创、不愿坐冷板凳，甚至不敢进取，只是跟随外国大学的研究和理论立课题。 虽然“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以及“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都是安徽11位教授公开信的原话），都是这种模式的现象，但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自信，不敢自立。否则，英文发表也不会成为中国大学衡量学术水平和业绩的最高标准。
因此，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按照敢于自主创新的模式去办，乃至为什么中国工业不能依靠自主开发去实现技术突破，为什么不敢相信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不仅如此，钱学森对不能这样做的危害也有着自己的确定回答：“……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这是钱老给当代中国社会留下的灵魂之问。
参考资料：
1.“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新安晚报》2009年11月11日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李林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来源：作者：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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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改革，但有些改革措施似乎是逆时代的潮流而动，给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增加了障碍，而不是动力。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巨大进步，但也应该不时地反思“钱学森之问”，尤其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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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1日，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1911-2009）先生去世8周年纪念日。钱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他去世的当天，我和朋友到科大的钱老铜像前表达了敬意。对钱学森和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科大化学物理系创始人）、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科大应用化学系创始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我们永志不忘！
钱学森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自然会想起2005年钱学森在与时任总理温家宝对话时提出的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不揣冒昧，我想在这里对“钱学森之问”做一些正反两面的思考。
一方面，从2005年以来，中国科技的成果是在爆发性增长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31日举行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指出：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5万次，与2016年统计时比较，数量增加了29.9%，超越英国和德国前进到世界第2位。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论文只是数量多，质量很低下。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缺乏常识的说法。任何国家的论文都是金字塔式分布，少量的高水平论文加大量的“灌水”论文，这是人之常情。水涨了，船自然会高。怎么可能全国的科学家都去灌水，没人发高水平论文呢？我国近年来在量子信息、凝聚态物理、临床医学等领域，取得了若干世界领先的成果，只要是关心科技新闻的人，都会注意到的。
2016年8月16日，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
实际上，近年来许多种对科技成果的统计，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指标（例如自然指数、研究前沿、高引用研究者），都得到同样的定性结论：中国的科技产出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处于同一档次，只跟美国有显著差距，而且增长是最迅速的，世界上唯一在追赶美国的就是中国。
自然指数前10位的国家2012-2015年的自然指数
这个定位在科技界内部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大家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事情。而在媒体上的报道和大众的认知中，还严重滞后，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
我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常务副主任罗毅教授，2016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http://mp.weixin.qq.com/s/IQ7cY9p5_GXgezW_uaTrIw），忍不住对这种怪象进行了一番吐槽：
“我感觉我们的文化里面批评的成分太多，大家老是批评自己，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成就是世界公认的。你如果看英文的杂志，你就觉得中国的科学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要看中文的报道，就一塌糊涂。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媒体把很多很差的所谓做科研的人，当成了科学家，当成了中国科学的代表，然后用他来批判那些做得非常好的人。”
1999年左右，杨振宁到科大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结论是：“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同样作为老一辈的科学大师，杨振宁的这个分析更加注重基本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参考。
常有人用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论证中国的落后，例如说日本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而中国建国后培养的人才只有屠呦呦一个人得了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并不特别值得焦虑。因为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已经得到公认的成果，往往是在成果做出的几十年之后。日本近年来得奖的，是在几十年前日本经济蒸蒸日上时做的工作。中国将来也会有许多人得奖，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领奖现场
另一方面，钱学森之问也激励我们积极向上，不断进行批判性思考。
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建国以来不少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对教育和科研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教师、科学家下放劳动，做科研就叫做“走白专道路”，以至于特批某些团队继续工作成了值得赞扬的德政……这样的荒诞剧，不能再重演了。
此后，八十年代以来，虽然进入了“科学的春天”，但那主要是人心上的，由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经费投入还是很低。后来商业大潮兴起，一度“脑体倒挂”都成了普遍现象（现在看到这个词，你是不是感到恍如隔世？），“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科教系统人才流失严重。因此，在2005年的时候，钱老问出这个问题，是很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国对科教的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推动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不过，显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6.9亿元，增长10.6%，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与GDP之比）为2.11%，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以色列（4.25%）、韩国（4.23%）、日本（3.49%）有很大差距，也显著低于美国（2.79%，2012年数值）。韩国都号称要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5%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翻一番，达到4%呢？
此外，我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改革，但有些改革措施似乎是逆时代的潮流而动，给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增加了障碍，而不是动力。
举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在我八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从国家到学校都很鼓励跳级，所以我能够从小学到初中连跳四级，14岁时进入科大。而现在的风气完全反过来了，绝大部分地区和学校不允许跳级。许多学生早已完全掌握了所在年级的学习内容，却只能做低水平的重复，不能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实在是国之大害。世界上总是有些早慧的人，他们应该得到更适合自己的教育。拔苗助长是错误，有好苗而不许长更是不可思议的错误！
更广而言之，杨振宁和许多专家发表过类似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教育适合大多数的、中等程度的人，中国能够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大发展的基础。但对于最聪明的少部分人，中国的教育体系就过多地压制他们的创造性了，这些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会更加如鱼得水。因此，虽然美国底层许多人在教育方面已经“放弃治疗”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在少数聪明人的带领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最近，许多媒体报道了浙江教改导致选考物理的学生大幅度下降的消息。我见到的科技工作者，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物理教育不只是为了这门学科本身，还是培养国民科学素质的一个中心环节。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双南研究员在我参加的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演讲时，就提到，他的许多同事特意请他在这个场合，公开表达对这件事的反对和忧虑。如此短视的政策能够出炉，怎么能不令人忧虑呢？！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应该不时地反思“钱学森之问”，尤其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背景简介：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https://www.zhihu.com/people/yuan-lan-feng-8）。2017年11月1日，本文应邀以《“钱学森之问”，我们进步了几分》为题发表于《环球时报》第14版国际论坛版（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11/11344211.html），由于篇幅限制有较多删减，此为全文。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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